一、求 鲁迅乡土小说的理性批判意识和悲剧意识
。《呐喊》《彷徨》的创作由于受到来自西方现代小说艺术的影响，因此在表现手法上更多的表现出对传奇这一古老文学形式的背弃。而《故事新编》则受到鲁迅小说史研究的影响，因此在创作中更能体现出唐传奇对于鲁迅小说创作的影响。最后，通过探讨学者鲁迅对于传奇的学术研究，阐明鲁迅对于传奇的观点和评价。鲁迅对传奇的产生，唐传奇的发展演变、以及影响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将唐传奇视为中国虚构小说的开端。开传奇研究之先河。他采用传统的考据方式进行传奇研究，使他的论点有了扎实的基础。在评价传奇作品方面，由于鲁迅所拥有的实际创作经验，使得他与一般的学者和研究者那种呆板的纪录和整理迥然有异。鲁迅的乡土文学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农民的被压迫、被摧残的生活状况，表现了他们的悲惨命运。在他的作品中，运用白描、典型事例等手法塑造了许多既愚昧无知又纯朴厚道的农民形象。鲁迅写出了他们在经济和精神上所受的压榨与摧残，同时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每个人物身上都深深地打下了当时的生活烙印。社会的黑暗、自身的麻木、思想的愚昧，使他们具有那个时代无法避免的悲剧色彩。冷漠、麻木的空气，使得这种悲剧气氛更加凝重。确如鲁迅所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在阿Q身赴法场之时，人物身上的悲剧性与一种喜剧色彩结合起来，显得更加冷峻，一种凄凉之感油然而生。鲁迅笔下的人物命运，往往是“命运悲剧”与“性格悲剧”的融合。在他们身上，作者给予更多的是无情的鞭挞与嘲笑，他们的结局都是悲惨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在于不敢正视自己，自尊与自负、自欺和自慰、自轻和自贱，侵蚀着他的心灵，终于这种“国民性”在大团圆中画上了一个不完整的句号。在社会与生活的压迫下，忠厚的闰土也变得非常凄惨。作者把人物命运与当时的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现着作者的爱与憎。
鲁迅在表现人物悲剧命运时，运用了多种表现手法。通过描绘乡村的环境，借用农村的服饰和某些生活用具来表现人物命运，在文章中还加入了那充满乡土味的方言、土语，体现了浓厚的乡土色彩。各种乡村环境的刻画，显现出人物在不同环境中的共同悲剧色彩，将人物表现得栩栩如生，使作品更具乡土气息。这些都在作品中起到了揭示黑暗，针泛时弊的作用，体现了作者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同时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罪恶本质。
作品中的典型环境对塑造人物命运、性格，刻画人物心理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茅盾针对乡土文学曾说过：“关于乡土文学，我以为单有了特殊的风土人情的描写，只不过像看一幅异域的图画，虽能引起我们的惊异，然而给我们的，只是好奇心的餍足。因此，在特殊的风土人情而外，应当还有普遍性的与我们共同的对手命运的挣扎。”鲁迅的乡土作品就达到了环境与人物命运的完美结合。他的小说特别注重环境的勾勒，有时以浓墨精绘，有时以淡墨白描，通过对具有乡土气息的自然景物刻画，把人物置于社会生存环境中，借以突出人物的性格、心理，表现人物的命运发展。
“丁帆的《中国乡土小说史论》（2007年修订后改为《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著作论述的主题思想没有变，但是在结构框架和涵盖面上有了调整和扩大）总体来看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是第一章的绪论；一是第二至四章的对中国乡土小说发展脉络的勾画和具体代表作家的作品的解读；一是第五至七章对乡土小说整体的审美特征、文化内涵和艺术技巧的概述。
丁帆在绪论中指出：乡土小说有世界性文学母题的特点，它在很多国家的文学发展中都有体现，中国的乡土小说更是从20世纪初至八十年代从来没有中断过；而中国乡土小说的概念从周作人最先提出体现地域特点、体现民风民俗和体现人类学意义上的人到茅盾强调体现人生观和世界观逐步形成，即中国的乡土小说以“异域色彩、地方色彩和风俗画面”为美学基础，进一步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批判性；新时期以来有人试图用“乡土意识”来界定乡土小说是错误的，因为乡土小说在题材上必须是乡村或乡镇，并且乡土小说的美学基础不能变。乡土小说作品因为描写的内容和表现的思想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种类别（乡土文化小说、乡土性格小说和乡土精神小说）；工业文明的发展促使作家逃离乡土，而作家对乡土的依恋和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又促使作家在精神上返观乡土，从而造就了丰富多彩的乡土文学作品。
丁帆在第二章“乡土小说的开端与发展”中认为：鲁迅开创了“积极主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理性之光的行上”的乡土小说和“具有消极被动批判意识的充满着情感的行下”的乡土小说两种形式。王鲁彦、台静农、蹇先艾、彭家煌、许杰、革命派乡土小说作家（蒋光慈、阳翰笙、丁玲和叶紫）、社会剖析派乡土小说作家（茅盾、吴组缃、沙汀和艾芜）、七月派乡土作家（邱东平和路翎）、东北作家（萧红和萧军）主要继承的是第一种形式，而京派乡土小说家（沈从文和废名）则继承的是第二种形式。当然他们的作品中也有两种形式的交叉，只不过是总体上更趋进某一种形式。虽然这些作家在乡土小说思想上表现为以上两种形式，但是在小说的美学基础和艺术的表现方式上大体相同，他们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不再仅仅运用客观描写现实的再现手法，开始利用象征、心理描写等表现手法。在第三章“乡土小说的变调”中丁帆指出：乡土小说发展到赵树理和孙犁时开始了变调，即政治的干预使得乡土小说逐步丧失了它最初的美学基础而成为了政治的传声筒。这种变调在浩然那里发展到了极致，浩然也因此把乡土小说带进了死胡同。到第四章“乡土小说的递嬗和演进”时，丁帆认为：进入新时期后，汪曾祺和高晓声的乡土文学作品有了沈从文田园乡土思想和鲁迅批判乡土思想的色彩。然而“寻根文学”的兴起以及“寻根文学”自身思想上的“二律背反”性，解构了乡土文学的思想性，并且促使作家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从而解构了文学流派。但是“新写实小说”的兴起促成了乡土小说思想主题性的嬗变，即转向对生命意识的追寻。新时期的文学精神的蜕变和新写实小说的观念共同促使乡土小说的艺术表达方式的变革，即在原有美学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的文学表达方法。
丁帆在第五章“乡土小说的悲剧与喜剧的审美特征”认为鲁迅的乡土小说中的悲剧意识是融合了叔本华与尼采的悲剧哲学，形成了更高层次上的对乡土社会的悲悯。但是鲁迅的后继者——王鲁彦、台静农、蹇先艾、彭家煌、许杰等人只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审视乡土，所以没有鲁迅显得更深刻。稍后的乡土文学大家沈从文则将现代人融入到那种神秘的原始的氛围中去，以酒神精神的超常规性在淡淡的喜悦中彰显更深层的悲剧意识。乡土文学的悲剧意识到了赵树理时期开始逐步转向美丑对立的喜剧意识，并且随着文学政治化的加深乡土文学的审美被“崇高”的美感所代替。直到新时期乡土文学的审美特征才开始向五四的悲剧意识回归。丁帆于第六章“静态传统文化与动态现代文化之冲突”指出乡土文学中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丁帆在第七章“乡土小说创作视角和形式技巧之嬗变”中认为中国的现代乡土小说从开端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围绕着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条主线发展的，当然不排除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采用。“复调”形式是新时期以来很多乡土小说家运用的艺术技巧，其实早在鲁迅、茅盾等人的小说中已经含有了“复调”的意味。
丁帆的《中国小说史略》前两部分的论述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和深刻性，他的很多论述已被普遍接受。但是第三部分对于乡土文学整体的艺术特点的总结略显力不从心，这主要是因为文学的艺术性很难统一以及丁帆在写作时很难对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学有准决的把握（2007年的修订版对此有了补充和完善）。”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不同在于荚雄的理想人格与文人雅士的田园牧歌情怀的折射,以奋发进取的对社会批判精神来揭示农民的病态.引起疗救的注意和以中国传统文人所怀抱的超凡脱俗内质抒写呈现自在状态的人性的板至:但是作为关注现实的作家的品又具有浓郁的悲剧意识.
二、有经典好看百看不厌的小说推荐吗
很多朋友都爱看网络小说，但是小说看多了，眼界就高起来了，不知不觉就书荒了：“感觉现在没啥书看了，真的很难受啊。”作为一个有着10年书龄的老书虫，我也是很明白大家的郁闷了。既然书荒，那就看看已完结的老书吧。剧情精彩亮点多，口碑很不错！大家没书看的话，不妨看看这些小说哦。
1、《天才在左，疯子在右》by高铭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是高铭创作的访谈录，他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精神病患者、心理障碍者等边缘人）深刻、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让人们可以了解到疯子亦或是天才真正的内心世界。这本书的内容也涉及生理学、心理学、佛学、宗教、量子物理、符号学以及玛雅文明和预言等众多领域。虽然不一定看得懂，但我觉得它还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个世界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和理解。
2、《明朝那些事儿》by当年明月
书的内容主要讲了从1344年到1644年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故事。这是本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语言幽默风趣的历史类小说。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在书中一一展现，作者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都有深刻细致的描写。
本来我对历史类的书籍是看不进去的，奈何作者写得太生动有趣了，篇幅这么长的书我都看完了，几年时间里还反复看了好几遍（但还是好多事件久而不看又忘了），这对我来讲真的是一本宝藏书籍，一有空就可以反复刷的书。
3、《送你一颗子弹》by刘瑜
刘瑜写过一本随笔散文集，叫做《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涉猎广泛，既有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微观的生活、电影、做饭、交友等。在作者的笔下，即使是篇幅短小的随笔，也充满了睿智和烟火气，干净、生动又不乏犀利，让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由自主地慢慢喜欢上这个有才华又可爱的女人。
《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就像穿透臭氧与大气的子弹，承载着生活的乐趣与智慧。更有人赞叹道：刘瑜这样的作者，永远聪明的既接地气，又有腔调。这是本生活随笔录，有些时候自己想不明白的事情，看看别人怎么想的，不一定认同他人的想法，不需要照着做，只是看看，也挺好。
4、《雅舍谈吃》by梁实秋
在战乱的年代里，有这样一位作家，他身居陋室，却搭了个雅舍，他身体单薄，物质匮乏，却无视盘旋敌机，吃得有滋有味。素笔直下，一本《雅舍谈吃》尽是对食物的热枕和生活的热爱。这本书是收录梁实秋美食散文最全的一本，字里行间皆是生活里最踏实的享受。梁实秋的散文有着极高的成就，文章旷达幽默，颇有文学造诣，谈起吃来，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读起来也很是有一种“酒足肉饱，酣畅淋漓”的感觉。
文化人爱吃美食能出书，我吃东西只能称自己为吃货。😂一代散文大师梁实秋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舌尖上的味道，还有历史的味道、人情的味道、故乡的味道和记忆的味道。
5、《人间草木》by汪曾祺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写他的旧人旧事、旅行见闻、各地风土人情、花鸟虫鱼的经典散文集，字里行间充分流露出他对凡人小事和乡土名俗的深深眷恋和对旧日生活情景的缅怀。
这是一部写给所有文学爱好者的最珍贵的名家经典作品，本书通过精选汪曾祺先生的多篇经典散文，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显示出沈从文的师承，堪称当代小品文的经典，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领略一代散文大师作品的风采。看汪曾祺的散文让人觉得平淡世俗也别有一番趣味，在他笔下，生活就是诗意！
以上就是我推荐的几本经典好看百看不厌的小说，大家书荒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相信一定能不失所望的~
三、请问***边城***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地位
《边城》被许多读者看作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著作”。“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然而深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仅仅看到了作品中美丽的光环，而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破灭等故事的阴影却被人们所“忽略”。这也许就是作者所说的“买椟还珠”。
一
《边城》描画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鉴于此，似乎可以如刘西渭（李健吾）先生所说：“……在这纯真的地方，请问，能有一个坏人吗？在这光明的性格，请问，能留一丝阴影吗？”然而，在这充满善与美的“世外桃源”里，发生的却是一场以悲剧告终的爱情：翠翠孤寂地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而傩送“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留下的是凄凉的余韵，是生死契阔、会合无缘的感伤。酿成这场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多数论者把它归结于天保泡坏的偶然因素，以及迫使老船夫做出“老而好事”的举动的社会因素——封建宗法和买卖婚姻。这种说法有理有据，似乎已把握了悲剧的全部构因，然而仔细一推敲，我们会发现，它仅仅抓住了悲剧构因的客观方面，而把主观方面——在爱情中起决定作用的顺顺及傩送的心理缺陷相对忽略了。
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诚如作者所说：“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湘西的人生具有“人与自然契合”的一面，但也“充满了原始神秘的恐怖”，“野蛮与优美”交织在一起。这种处于待开发状态的原始自在的人性，不可避免地有其阴暗的一面。翠翠与傩送的悲剧正好把这阴暗的一面暴露出来，那就是边民纯朴健康人性下潜藏着的几千年来民族心灵的痼疾——天命的迷信思想。他们以为祸患都渊源于冥冥之中的因果报应，对于一些他们无法解释的祸患，总把它们与人的言行生硬地联系起来，认为人的言行悖于常理势必惹来祸患，于是由猜疑、误会而产生隔膜，甚至最终酿成悲剧。正是这一心理痼疾，使顺顺父子不自觉地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先是“船总性格虽异常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再是傩送虽然面临爱情与金钱抉择时选择了爱情，却未能向着翠翠再靠近一步，并只身下了桃源。于是，老船夫对于翠翠的美好将来的希望无形中被顺顺父子的不自觉的冷漠毁灭了，他的生存意志也随之被摧毁，终于在雷雨之夜完成了他一生的航程。而翠翠终于只能孤零零地守在渡口，等待不知归期的心上人的归来。什么时候，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战胜了心灵的痼疾，消除了由迷信导致的隔膜，什么时候有情人才能终成眷属。然而要抹去这人性的阴暗面着实不易，顺顺特别是傩送本人能否突破这一心理障碍殊难预料，这一切只能由时间来回答。
二
沈从文在谈及《边城》时曾说：“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准确理解这段话是把握作品内蕴的一条重要线索。多数论者在立论时往往对“不悖乎人性”视而不见，而只抓住“优美、健康、自然”等亮丽的词以及作品所显现出来的美丽光环，得出《边城》所要表现的是一种“理想的人生形式”，所要赞颂的是“人性美”等论断。我认为这是片面的。在沈从文的社会思想和美学思想中，“人性”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是统领其小说内容的灵魂，正如作者所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他的“人性”的内涵也不仅仅是多数论者所理解的“美的人性”，而是一种“金子与沙子并存”的客观实在。作品所要表现的人生形式虽具有理想的特点，但并没有完全理想化，而是一种现实的自为自在的人生形式——自然，美好而又杂有“沙子”的人生形式。
当然，仅仅根据创作谈来探讨作品的内蕴是不够的，诚如劳伦斯所说：“永远不要相信艺术家，而要相信他笔下的故事。批评家的作用在于从创作故事的艺术家手中拯救故事。”批评的关键是以作品为依据，透过作品所提供的人生视景、特别是人物的性格心理等挖掘其内蕴。不可否认，《边城》以大量的篇幅对湘西人性美进行热情的描绘和讴歌，从而体现作家对“理想的人性形式”，对生命自由的追求，但这毕竟只是作家的美好意愿，不能代表作品的全部内蕴。事实是，《边城》的结尾是个出人意料的变奏，一个特定的结局，却也是现实意义上的悲剧。诚如多数论者所说，这个悲剧显示了人生在生命瞬间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作品的最终指归。这种不确定性既是偶然事件所致，也是主观的人为因素所致，即人物不自觉地、无意为之所产生的破坏性行为。作品故事的主干及结局旨在通过这种“命运的不确定性”，揭露美好人性的阴暗面——深潜于民族心灵的痼疾。正是这种痼疾，在关键时刻兴风作浪，最终成为主宰人物命运的因子。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性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过于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笔下的小儿女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然而，即使他使人物越过了现实的障碍，漠视封建宗法和金钱势力而追求自由爱情，却无法擦去传统天命的迷信思想投在纯朴人性中的阴影。由于这阴影，他笔下的儿女们终于产生了隔膜，演出了一场不知归期的悲剧。这是作者所不愿见到的，却是无法避免的现实。这就是“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
三
美学家桑塔耶那曾把艺术表现分为彼此相关的两项：“第一项是实际呈现出的事物，一个字，一个形象，或一件富于表现力的东西；第二项是所暗示的事物，更深远的思想感情。”我们考察沈从文小说的内蕴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湘西的人生是沈从文小说着力表现的重要部分，对于下层人民，沈从文侧重表现蕴藏在他们身上的勤劳、勇敢、正直、善良而又淳朴的品德，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人性美，并在他们身上寄托着重塑民族品格的理想。他发掘了湘西乡村社会人性的金子，同时深谙这种处于原始自在状态的人性所具有的迷信、愚昧的缺陷。这种缺陷是美好人性的阴暗面，具有不可忽视的破坏性作用。当它发作时，势必破坏人们自为自在的和谐状态，成为“人与自然契合”的阻力。《边城》的爱情悲剧正是这种缺陷作用的结果。至此，《边城》的内蕴所呈现出来的就不是单一的“证明人性皆善”或揭露人性的阴暗面，而是展现人性的阴暗面与“人与自然契合”的对抗关系，以及在这种对抗中人类所受到的惩罚，启发人们通过对这种惩罚的认识，从而“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的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发生的影响，我们已经受了什么报应，若以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为这个民族自存努力上，能够尽些什么力，且应当如何尽力”。
（选自《名作欣赏》2000年第4期）
五、关于《边城》的评语摘编
1．著名作家汪曾祺对沈从文有过一句评语：“除了鲁迅，还有谁的文学成就比他高呢？”
2．沈从文小说独具地方特色。他的题材、人物、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语言，无不涂上“湘西”的标记。题材是湘西社会日常生活中摄取的；人物是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一批土生土生的“乡下人”；景色更是湘西山山水水迷人的美景。沈从文更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使他成为现代中国的“风俗画家”。他特别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一代流传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令人神往，令人惊叹。加上沈从文运用泥味土香十足的方言土语，这更使他的小说充满浓郁的湘西地方特色。
（王嘉良、李标晶《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3．《边城》的诗意首先来自浓郁的湘西乡土气息。作家通过翠翠和傩送、天保之间的爱情故事。将茶峒的自然景物和生活风习错综有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那清澈见底的河流，那凭水依山的小城，那河街上的吊脚楼，那攀引缆索的渡船，那关系茶峒“风水”的白塔，那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景物，都自然而又清丽，优美而不加浓涂艳沫。
（潘旭澜《重读〈边城〉》）
4．“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划回来呀！”“我要你！”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向刚《梦断边城——沈从文〈边城〉分析》）
5．沈从文的中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表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为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
6．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余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做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7．《边城》是一首哀婉的抒情诗。刘西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田园诗）杰作”。苏雪林认为“大自然雄伟美丽的风景和原始民族自由敖纵的生活，原带着无穷神秘的美，无穷抒情诗的风味”。沈从文自己也承认，从废名（冯文炳）那里受到启发，“用抒情诗的笔调写创作”，融化了唐诗的意境，形成了一种朦胧美。
8．《边城》的地方色彩是极鲜明的，时代投影却是不易捉摸的，仿佛作者只叙述了一个故事，只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沈从文先生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朱先潜也指出《边城》“表现出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忧隐痛”。可是，为了“极力避去文字表面的热情”，《边城》的时代投影又是极淡极浅的。
9．《边城》是老妪絮絮地讲的一个完美的童话。童话大多很美，但童话的毛病在于太过完美。苏雪林在《沈从文论》中批评得比较中肯，她指出沈从文的小说“过于随笔化”，“于结构更疏忽了”，“繁冗拖沓，有时累累敷百言还不能选出‘中心思想’”。不少学者也说沈从文“了解湘西人民的生活……他仅是晓得他们一些情形，并不曾和他们生活在一起，自然更没曾血肉相连”。所以“沈从文的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很广阔但不深厚，思想意境不高”，“好像雾中的花，云中的月”，给人以“虚”的感觉。王瑶也指出沈从文“用散文温叙故事，有时很拖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