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谈你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的理解
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很多，要从技巧角度分析，你的综合理解能力得强，而且你的看过很多才行，有独特的见解，才能脱颖而出。举例，写自己最熟悉的。其实就是一篇文章分析，跟我们写影评是一样的，都得看得仔细一点才行！！从背景，环境，人物设定，作者心态，社会状态等等，能想到的写写，列个提纲，使文章有层次性。
二、鲁迅的青年观
以下是整理的《鲁迅的青年观》，希望大家喜欢！
表情冷峻、文风更加冷峻的鲁迅，他的内心究竟有多少热情，这些热情的流向究竟在哪里，从来都是人们争说不休的话题。由于鲁迅复杂的心境，他的文字也总是传达着复杂的感情，这既对人们完整、准确地理解鲁迅造成困难，也使鲁迅的同样一段话语引来涵义不同甚至相反的阐释。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就是一个众说纷纭、歧义不断的话题。
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的鲁迅已经37岁，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他并没有真正扮演“青年近卫军”的角色。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胡适、冰心、叶圣陶、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都要“年长”十岁以上，比起后起的进步青年，他更像一个“长者”，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或许更重要，鲁迅的思想成熟较早，他不世故，却看得清世故；他不喜欢老成，却非常吝惜自己的热情。凡事他都会在质疑中观察、思考然后做出判断，鲁迅自己也有时并不喜欢这样的作法和状态，时在反省中。这种质疑的思想使他发出的声音有时并不能为人理解，并会引来一些怀疑、误解甚至攻击，“保守”、“世故老人”等等反而是鲁迅在世时很早就得到的“名号”。如何解读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和评价，因此就成了研究鲁迅思想时的一个重要课题。
1，青年应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
鲁迅的文章里，“青年”是出现频率很高的词，生活在一个“风雨如磐”的时代，一个“因袭的重担”压得人难以承受的中国，鲁迅把革新的希望寄托于青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他心目中的中国青年，应该是敢于前行、无所畏惧，勇于对“无声的中国”发出真的声音的前行者。他们也许不无稚气，但这稚气正是他们挣脱束缚，去除羁绊的表现。
在鲁迅心目中，青年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五四新文化运动热潮中的鲁迅，对中国青年的热血和激情给予充分肯定。《狂人日记》曾把中国的历史比喻为“吃人”的历史，他在杂文中也在这样的比喻下向青年发出呼声：“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灯下漫笔》）
青年的重要使命是为“无声的中国”呐喊。青年应当承担怎样的使命，鲁迅并没有那么具体的指引，在表达对青年的愿望时，他更像一个文学家，希望中国的青年能够发出“真的声音”。“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无声的中国》）为了这样的“真”，鲁迅从不计较他们因此做出的选择是否周全，是否“合乎情理”。“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倒也还不失为一个有些豪兴的青年。然而也要有敢于坦白地说出来的勇气，至少，也要有自己心里明白的勇气。”（《新的事故》）
鲁迅是思想者，他自己的性格中有少有的早熟和冷静，这同他少年时代起就看到“世人的真面目”有关。他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来自这种几乎是天生的深邃，也有时让他自己觉得是一种难以挣脱的约束。他对青年则另有希望。只要是敢于前行的青年，即使他们身上有初出茅庐的幼稚，但仍然让人看到未来的希望，所以他对这幼稚不但可以原谅，甚至认为是青年区别于老年的重要标志。“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倘说待到纯熟了才可以动手，那是虽是村妇也不至于这样蠢。”（《无声的中国》）比起衰老和腐败，幼稚是青年性格中可贵的一部分。
在鲁迅的心目中，青年就应当是敢于说出真话，敢于挑战传统和权威，敢于抛弃诱人光环的人。他们会因此受伤，会经受各种各样的打击，但青年的成长也正依赖于这样的考验。“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是的，青年的魂灵屹立在我眼前，他们已经粗暴了，或者将要粗暴了，然而我爱这些流血和隐痛的魂灵，因为他使我觉得是在人间，是在人间活着。”（《野草·一觉》）
作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的传统重担的“过来人”，一个青年时代在黑暗的小屋子里抄古碑的“中年人”，鲁迅深知青年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艰辛，知道他们内心无法战胜的“毒气”，这也是他对青年的担心。“中国青年负担的烦重，就数倍于别国的青年了。”（《华盖集*忽然想到(十至十一)》）“中国现今的一部份人，确是很有些苦闷。我想，这是古国的青年的迟暮之感。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当陶元君的绘画展览时》）真正的青年，应该选择没有顾忌地前行，“我们更无须迟疑，只是试练自己，自求生存，对谁也不怀恶意的干下去。”（《忽然想到(十至十一)》）
2,青年应走自己的路
鲁迅的青年观里，很重要也很特别的一条，是他并不希望青年苦苦寻找什么指路者。他认为，只有那些敢于照着自己确定的目标勇往直前的青年，才能在血气方刚中见出真性情。从这个角度上，鲁迅对被认为是“导师”或自认为是“导师”的人给予无情的嘲讽。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鲁迅眼里的青年和年龄无关，并不是年纪轻的人都可以统称“青年”。“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在这些类别里，鲁迅只欣赏那些勇于前进的青年。
鲁迅告诫的是那些要前进的青年，至于像华小栓那样的“青年”则不在此列。前进的青年必会面临如何在歧路上选择的痛苦，他们或者会寻找一个“导师”来领路，从而走上一条自己认为的捷径。鲁迅要提醒青年的是，这样的导师寻不到，没作用，所以没必要。“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误以为识路。假如真识路，自己就早进向他的目标，何至于还在做导师。”（《导师》）
鲁迅为所谓的“导师”画过像，这画像让人想起高老夫子和四铭等小说人物。“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有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撕得鲜血淋漓，臭架子打得粉碎，然后可以谈后话。”（《我还不能带住》）鲁迅的这一描述和他最为厌恶的“文人学者”、“正人君子”正好切合，他因此向青年发出自己的忠告：“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导师》）
需要指出的是，青年们不必顾及“导师”劝告而执意前行，是鲁迅自始至终的观点和态度，并非从他开始有了论敌才特别指出。早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里，鲁迅就曾指出：“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也就是说，青年们不要把青春和生命用来等待“炬火”，而应努力地去发光发热。
3，青年的分化令人失望和警醒
如前所述，鲁迅对青年并不是一概而论的。五四初、中期，鲁迅将青年按状态分成“醒着”、“睡着”、“玩着”和“前进”的几类，1925年，在《论睁了眼看》中，鲁迅对青年的“形象”表达过不满：“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驯良的百姓。”到后期，他更强调青年在“精神”上的不同，这使他对青年的态度更加谨慎，更不愿以年龄简单对待。“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三闲集>序言》）
本来，鲁迅对青年的希望如同自己当年的理想一样，用文艺的火光去照亮国民的心灵，然而现实却并不那么令他乐观。“我现在对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想有希望的青年似乎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看见一个真有几分为社会的，他们多是挂新招牌的利己主义者。而他们却以为他们比我新一二十年，我真觉得他们无自知之明，这也就是他们之所以‘小’的地方。”（1926年12月2日致许广平）这样的观点一直没有改变，“十余年来，我所遇见的文学青年真也不少了，而希奇古怪的居多。的通病，是以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贵，最不错的，待到被人驳得无话可说的时候，他就说是因为青年，当然不免有错误，该当原谅了。”（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
后期鲁迅对某些青年的失望已不止是“文学青年”的“不作为”，而是对某些青年的品行感到失望甚至厌恶。“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1933年6月18日致曹聚仁）“但我觉得虽是青年，稚气和不安定的并不多，我所遇见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这种人来往。”（1934年11月12日致萧军、萧红）直到去世前几个月，鲁迅甚至愤愤地对友人说：“我看这种私心太重的青年，将来也得整顿一下才好。”（1936年5月23日致曹靖华）“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1936年10月15日致曹白）
4，鲁迅对青年的现实关心
鲁迅自己没有青年的姿态，更没有“导师”的作派和“架子”。他最讨厌就是摆“架子”的自以为是者。对青年，他有教诲，但他时常提醒自己和青年，且不可将自己作为青年的榜样甚至偶像对待。鲁迅有自我解剖的自觉，他深知自己身上有“毒气和鬼气”，他非常担心自己“绝望”的心态和看穿一切后的沉稳太过感染有为的青年。“所以，我终于不想劝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们的年龄，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归宿大概总不能一致的罢。”（《北京通信》）是否从青年身上看到被自己否定的心理特征，甚至成了鲁迅对待和评价青年的一个莫名的标准。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信中，鲁迅说：“我这里的客并不多，我喜欢寂寞，又憎恶寂寞，所以有青年肯来访问我，很使我喜欢。但我说一句真话罢，这大约你未曾觉得的，就是这人如果以我为是，我便发生一种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类的命运；倘若一见之后，觉得我非其族类，不复再来，我便知道他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这种奇怪的心理反应，正可以见出鲁迅的自省和对青年的期望。
想到青年用带着体温的钱购买自己的书，鲁迅就更会感到对青年应负的责任。“这体温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写文字时，还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写在坟>的后面》）他希望中国的青年勇于担起社会的责任，如果没有见到令他兴奋的情景难免会失望。“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因此曾编印《莽原周刊》，作为发言之地，可惜来说话的竟很少。”（《华盖集>题记》）
但鲁迅的思想中有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他并不希望青年无谓地流血牺牲，他从不鼓动青年用自己的热情去硬碰残暴。他在“三一八”惨案前不主张许广平等学生前往执政府*，一方面是他对军阀残暴有真切的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青春生命的珍爱。“我自己省察，无论在小说中，在短评中，并无主张将青年来‘杀，杀，杀’的痕迹，也没有怀着这样的心思。（《三闲集>序言》）他真心希望青年们对人生有一个更加明确、长远的目标。“但倘若一定要问我青年应当向怎样的目标，那么，我只可以说出我为别人设计的话，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北京通信》）可见，鲁迅对青年的忠告里又有另一番情感在里边。实在话说，鲁迅对青年的态度因此有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看到青年充满热血和激情、不顾个人安危的勇猛；另一方面，但又非常害怕青年因为这份勇猛而牺牲；更同时，他怀着美好的愿望，愿有为的、正直的青年能够保证“生存”、越过“温饱”、求得“发展”。这也就是鲁迅为什么时常要对青年发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同时又担心自己的言论、心情影响了青年进取的步伐。他在理想的激发和现实的关心之间时有犹豫、矛盾之处。
鲁迅是一位对青年十分看重的“长者”。他对青年的爱憎表达得十分直接。对殷夫、叶紫、柔石等青年作家，尽管他们的创作并不十分成熟，但他特别看重他们创作中的血和泪的热情与投入，赞赏他们的锋芒如“林中的响箭”。他对萧红、萧军等青年朋友的亲切与温和，让人看到鲁迅的另一面风采。他同青年木刻家们亲切交谈的照片，至今让人观之动容。同时，他对周围不时出现的一些狡猾、老成，趋小利、重私心，夸夸其谈、沽名钓誉的青年，则怀着戒心，充满厌恶，绝不以“青年”的名号原谅他们。
鲁迅的青年观，不是这样一篇小文章可以描述全面、总结到位的，并且有很多思想，渗透在并不直接以“青年”为主题的小说和杂文中。但这是一扇打开鲁迅思想和情感世界的窗户，这窗户是时时闪着光的所在，让人随时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风范和思想的力量。
三、为什么说***狂人日记里包含双重观点和双重叙述
《狂人日记》被评价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在小说当中，是用前面文言文的正常人的序和正文的白话体狂人的日记这样特殊的格式来体现双重观点和双重叙述的,充满了张力和撕裂感。
双重观点（表现的深切）：
揭示了封建礼教和封建社会文化吃人的本质
描绘了一个人人维护的抹杀说真话的人的停滞不前的黑暗社会
双重叙述（格式的特别）：
1.狂人所写日记：用虚幻的白话的”疯言疯语"来揭示现实社会的丑恶
2.狂人朋友所写的序言：以正常的视角把日记认定为疯话，用文言文否定了日记的合理性
双重结局：
循环的失望的结局：短期（已经发生）——狂人不再发狂，回归正常；长期（没有发生）——狂人预言“吃人”的社会终将覆灭。
进步的有希望的结局：长期（没有发生）——发生革命，不再有人“吃人”。
个人见解，希望能对您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