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是什么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建立,是从方苞开始的.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桐城派的“载道”思想和“义法”理论,适应了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故得以常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桐城派
清代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继承发展者虽众,但影响最大的主要是刘大櫆和姚鼐.因为方、刘、姚都是安徽桐城人,程晋芳、周永年便戏谓姚鼐说：“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从此学者转相传述,号桐城派,时在乾隆末年.
桐城派的文论,以“义法”为中心,逐步丰富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义法”一词,始见于《史记·十二诸侯表序》.表序说“(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方苞取之以论文.他说：“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所谓言有物,指文章的内容；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他的义经法纬之说,是要求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又说：“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又认为形式决定于内容.从“义法”说出发,他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
刘大櫆着重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进一步探求散文的艺术性,并提出了“因声求气”说.他说：“作文本以明义理,适世用.而明义理,适世用,必有待于文人之能事.”所谓“能事”,主要是指文章的“神气”、“音节”问题.他说：“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音节者,文之稍粗处也；字句者,文之最粗处也……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论文偶记》）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针对当时“言义理之过者,其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为考证之过者,至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当”的弊病,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惜抱轩文集·述庵文钞序》）;另一方面,又发展“神气”说,他说：“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辞类纂序》）他把众多不同的文章风格,归纳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实际上他们多数人的创作,是偏于“阴柔”之美的,所以又以为“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海愚诗钞序》）.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姚鼐四人之外,还有方氏门人雷□、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刘大櫆门人钱伯□、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丰年间,曾国藩鼓吹中兴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诸老,气清体洁”,“雄奇瑰玮之境尚少”,欲兼以“汉赋之气运之”(吴汝纶《与姚仲实》),承其源而稍异其流,别称“湘乡派”.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方苞《书柳文后》）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编选《古文辞类纂》,流传尤广.
二、清代文学的清代文学特点
顺治、康熙时期的文学清朝统治者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镇压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消灭了南明政权，残酷地屠杀反抗的汉人。为了巩固统治，清王朝对于知识分子，严禁结社，大兴文字狱。表面上，内阁六部，满汉官员分设复职，实际上，权力掌握于满族议政王大臣之手，最后裁决于皇帝，形成带有种族歧视的封建专制。国内地主阶级的剥削制度依然存在，初期又有朝廷亲贵与旗兵的大规模掠夺汉人土地的“圈地”行动。这一切，形成了统治者和汉族及各族人民之间的尖锐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同时，清朝统治者又采取一些缓和矛盾和怀柔笼络的措施，如经济上免除明末加收的“三饷”；奖励垦荒，屡次豁免灾区的多年赋税；康熙亲政以后，下令禁止“圈地”；改进明朝的“一条鞭”地丁税收制度，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使农民减轻负担。在政治、文化上，继续推行科举考试，另开博学鸿词科，以功名利禄笼络知识分子，提倡程、朱理学，宣扬纲常名教，以削弱人们的反抗意识。康熙后40年出现了安定局面，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清初的文人学者，不满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较普遍地存在反对清廷的民族思想，有些人还有进步的民主思想。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即以抱有这种思想的明遗民为主体。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人是这时期最杰出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的散文，以深厚的功力，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思想和不同程度的民主思想，超越晚明散文的成就，显示了崭新的面貌；他们诗歌的风骨亦高。重要的遗民诗人，还有归庄、杜□、吴嘉纪、阎尔梅、钱澄之、屈大均、陈恭尹等。遗民诗的重要主题，是反映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阎尔梅、钱澄之、吴嘉纪又较多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阶级矛盾。在风格上，也各有特色。
以明臣而仕清的钱谦益和吴伟业，也是清初的两个重要作家。他们的身份不同于遗民，而作品内容却有相似之处。钱谦益学问渊博，文章气概恢宏，在黄、顾、王三家之前，已开始转变晚明散文的格局，扩大其规模。其诗兼学唐、宋诸大家，入清后的作品，也好写兴亡之感，以自托“不忘故国”。吴伟业诗，多写明末清初的史事，其七言歌行，词藻绵丽，感情恻怆，音节谐美，有很强的感染力。著名的散文作家，还有魏禧、侯方域、汪琬等人。魏禧是遗民，其文有较浓厚的民族感情和较强的形象性。侯方域文奔放有气势。汪琬文流畅简洁。在钱谦益、顾炎武等人的影响下，清初文人，多博览群籍，典实丰富，所以也多善于写作骈文，以陈维崧所写的才气横溢的骈文为最著。康熙后期，统治巩固，文士又多是在清朝成长的，其身世与明遗民不同。这时期的诗歌，就不再以表现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为主，而是致力于艺术技巧的追求，内容以抒情吊古和模写山水为主。著名诗人有施闰章、宋琬、王士□、朱□尊、查慎行、赵执信等。王士□为神韵派领袖。查慎行诗刻划精工，成就较大。赵执信则比较注重反映现实。
清初词坛，也呈振兴之概。陈维崧效法苏轼、辛弃疾的豪放词风，作品数量多，为阳羡派词的代表作家。朱□尊编选《词综》，提倡南宋姜夔、张炎一派清空雅洁的词风，为浙派词的开山祖。纳兰性德词擅长白描，神似南唐李煜。他们对后来都有较大的影响。
由于文学本身的演变和城市生活发展、市民阶层壮大等原因，元明以来，新兴的戏曲、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超过当时的诗歌、散文。清代文学，也还继续着这种趋势，戏曲、小说的成就比较突出。
清初的戏曲，如吴伟业的《秣陵春》、李玉的《牛头山》等，抒写国家衰亡之痛，是当时民族矛盾的曲折投影。李玉等人合作的《清忠谱》，揭露宦官当政的黑暗，把市民群众的斗争搬上舞台；情节人物比较集中，减少明代传奇戏曲头绪纷繁的毛病，内容和形式都值得肯定。朱□（素臣）的《十五贯》、叶稚斐（时章）的《琥珀匙》，内容也有可取。接着出现了洪□的《长生殿》和孔尚任的《桃花扇》两部杰出的传奇。《长生殿》把唐玄宗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放在安史之乱前后的背景上描写，抨击了封建政治和李、杨生活的腐朽面，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矛盾；在歌颂真挚爱情方面贯注了作者的理想。虽在对主题思想和主人公性格的处理上有着自相矛盾的缺点，但此剧情节动人，具有浓厚的抒情气氛，成就还是较高的。《桃花扇》以侯方域、李香君的离合之情为主线，抒写南明福王弘光朝覆灭，以至明室300年隳败的兴亡之感，做到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比较成功的结合。它直接写到清兵入关前后的史事，和现实斗争的联系比《长生殿》密切。全剧结构紧密，表现了身居被侮辱、被压迫地位而有高贵品格的李香君，塑造了一个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妇女形象。它的主要局限性是对于明末农民起义军的敌视。
清初的长篇章回小说，如陈忱的《水浒后传》、钱彩的《说岳全传》，通过写前代故事，反映了阶级斗争、民族矛盾，表现爱国思想。但艺术成就较高的，还推蒲松龄的短篇文言小说集《聊斋志异》。它借花妖狐魅等故事，揭发封建吏治和八股取士制度的黑暗，歌颂青年男女对于幸福与爱情的追求。它用流畅的文言文来写，想象丰富，情节生动，引人入胜；善于把非现实世界的人物，赋予浓厚的现实生活的人情味。雍正、乾隆时期的文学在康熙后期政治、经济形势上升的基础上，雍正、乾隆时期就进入清朝的“盛世”。被破坏了的明中叶以来萌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得到恢复和发展，中国的封建经济呈现最后阶段的繁荣。但在清廷夸耀其文治武功都取得胜利的同时，土地集中，官吏贪污，统治者奢侈腐化和穷兵黩武，又逐渐激化暂时缓和的社会矛盾。在文化、思想方面，继续厉行钳制政策：雍正朝的吕留良遗书，乾隆朝的胡中藻、彭家屏等文字狱，仍然株连广泛，刑戮残酷；统治者在提倡程、朱理学之外，又奖励考据学，实际上起着引导文人学者钻入脱离现实斗争的学术研究中去的作用；乾隆朝利用编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大量销毁、窜改不利于清廷统治的书籍。
这时期的诗文作家，屈服于朝廷的钳制压力，迷惑于“盛世”的表面承平，继续康熙后期的倾向，创作上反映社会矛盾的内容薄弱。但诗说、诗派颇为活跃。著名诗人有持格调说的沈德潜，持性灵说的袁枚，还有与袁枚齐名和创作主张相近的蒋士铨、赵翼、张问陶；风格以幽秀取胜的厉鹗，以生新取胜的钱载，以奇峭取胜的黎简，以清迥倜傥取胜的黄景仁；以及描写人民疾苦的郑燮等等。诗人众多，风格多样化，艺术技巧有不同程度的创新，形成了元明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散文方面，产生了以方苞、刘大□、姚鼐为代表的桐城派散文。方苞讲求义法，姚鼐讲究文章的阴阳刚柔。思想上守程、朱理学的正统观念，风格以清真雅正为宗，适应当时的政治背景。他们的简淡有风神的作品，具有自己的特色，但缺乏宏伟的气魄和规模。这时期的骈文作家也不少：接轨六朝唐宋，以才藻富丽取胜的，有胡天游、袁枚、吴锡麒、孔广森等人；效法魏晋，以风格高雅取胜的，有汪中、洪亮吉、邵齐焘等人。
词坛则以浙派的影响为最大，代表作家有厉鹗等。
长篇小说在本时期放射出特有的巨大的光彩，这就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曹雪芹的《红楼梦》两部巨著的出现。《儒林外史》对八股取士的封建考试制度的摧残人才，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辛辣的讽刺，它虽采用夸张的手法，却体现“讽刺的生命是真实”的深刻的现实性。它的具有幽默感而又朴素的语言艺术，也能做到“戚而能谐，惋而多讽”，富有含蓄性。它是中国古代成就最高的长篇讽刺小说。《红楼梦》通过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和贾府由盛到衰的故事情节，反映了官僚地主生活的腐朽，表现了具有叛逆性格青年的民主思想与传统意识形态的冲突，揭示了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趋势。它通过对日常生活琐事和人物内心世界的提炼描写，塑造了一大群具有深刻典型意义而又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刻画细腻，气氛浓郁，语言优美多姿。它以思想和艺术的伟大成就而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短篇文言的笔记小说，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袁枚的《新齐谐》等，成就都不及前期的《聊斋志异》。嘉庆、道光时期的文学乾隆后期政治上的腐败，使社会矛盾激化起来。从嘉庆初年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之前（1796～1840），社会矛盾继续发展,更加尖锐。清朝的“盛世”趋于没落，中国的封建社会也日益走向衰亡。人民的反抗斗争随着生活的日趋贫困而加强，爆发了白莲教、天理教等的大规模起义。当时的文人，眼看“盛世”面貌的逐渐幻灭，又挣不脱思想上所受的钳制，处在暴风雨前夕的沉闷、窒息的空气中。文坛上有一些小的变化，但蓬勃的气象则已不如前一时期。
在散文方面，有恽敬、张惠言、李兆洛等提倡文章要合汉魏六朝与唐宋之长，合骈、散两体之长，想以健茂的气格，救桐城派的薄弱，称为阳湖派。阳湖派在写作实践方面的成就，并不能超过桐城派，其影响也不及桐城派的深广。桐城派在这时期的代表作家，还有梅曾亮、管同等人。
张惠言与稍后的周济等，宣扬词的比兴意义和社会作用，宣扬词要写得深美闳约、质实厚重。在理论上有较大的贡献，推动了清词的进展，其影响直接延伸到近代，称为常州派。但他们的创作，虽想“以国风、《离骚》之旨趣，铸温、韦、周、辛之面目”，实际上受温庭筠、周邦彦、吴文英的影响较深，颇偏于□艳，而且缺乏有深广现实意义和积极精神的内容。比诸浙派和阳羡派，并没有真正的高下之别。在常州派风靡词坛的时候，有不为此派风气所囿的词人，如郭□、项鸿祚，其作品写得清隽哀婉，别有风韵，也为论者所推重。
诗的方面，著名作者有王昙、孙原湘、舒位等，被称为继袁枚、蒋士铨、赵翼“乾隆三大家”之后的“后三家”。舒位诗善于剪裁成语，富有奇气；孙原湘诗写得清丽，富于巧思，也有精彩的作品。
以上诗、文、词的作家，虽都在嘉庆时期去世，但有的创作活动，在乾隆后期已开始，所以文学史上，也曾把恽敬、张惠言、王昙、孙原湘等人放在上一时期的作家之列。预感暴风雨即将到来，期待迎接新时代的曙光的代表作家是龚自珍。他生活于本时期，但他的带有启蒙主义思想、富有瑰奇璀璨色彩的诗词散文，开创新的风气，对近代文学的影响更大，所以文学史上又常把他列为近代文学的先锋。
小说、戏曲，在本时期走向低潮。长篇章回小说较著名的是李汝珍的《镜花缘》。它在妇女问题上有一些进步见解，体现出民主思想，但也有不少封建说教和庸俗内容，艺术上也有明显的缺憾。传奇在《长生殿》、《桃花扇》之后，内容上已逐渐趋于宣扬封建道德和适应士大夫娱乐的需要；形式上也多冗长、堆砌，趋于僵化，优秀的作品少见。代之而起的比较有新的生命力的是各种地方戏曲。讲唱文学如评书、鼓词、弹词等，品种多样，在城市和农村都相当活跃，显示了它们的民间色彩和生命力。
三、余光中散文的艺术特点
正虚实之论,是我国古代传统美学观之一,广泛运用于文学、绘画、书法,甚至园林艺术等各个领域的创作和评论。古往今来的文学艺术家莫不重视虚实之法的运用。清代金圣叹认为“须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深谙中国古诗文笔法的余光中,在其诗文创作中巧妙地运用此法而成为抒情高手
构成散文美质的因素是多样的。而语言之美则不容忽略。余光中的散文，语言雅致、诗意盎然，又多元综合，极富弹性。例如其入选粤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一）的散文《沙田山居》，在语言特色上便独具美质。全文以“站在阳台上看山景”为线索．浓墨重彩地描绘了居室四周海水群山变幻莫测的景色。可谓风景与人相看不厌。在作者深情款款的笔触下。山水似人、山水更亲人。拟人化的语言风致达到了禅宗“去留无踪”的化境，因而。“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山已经代我答了。其实山并未回答，是鸟代山答了，是虫，是松风代山答了”。山还可以是高僧，山亦可以是村女，在山的厚重里还潜伏着欲望的躁动和不安。而当云烟飘渺时。山又成了可与作者联袂的神仙!在此，人山坐忘，融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