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概括五四时期文学的主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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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文学，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
社会原因中国古代传统体裁的文学，如诗赋词曲等，发展到清中叶，除小说外，如诗、文、词、戏曲等，虽作家作品众多，也在风格流派上彼此竞争，但大都缺乏新的思想内容，因袭旧的艺术形式，日趋衰落，陷于困境。
到了近代，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而同时中国人民也进行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八十年中，随着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1840～185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义和团运动(1862～1900)、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901～1918)的历史发展，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进一步尖锐化、表面化，文学创作从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到风格流派，都相应地发生重大变化，为反帝反封建服务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直接继承发展古代优良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清初至清中叶的爱国主义文学传统，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形成新风貌和新潮流。同时，那些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各种传统文学在新形势下也不断地有所变化和发展。
道光、咸丰朝文学 19世纪中叶前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是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英国资本主义的大炮，打开了闭关自守的封建帝国的大门，暴露了清王朝的腐朽无能和封建帝国的空前危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洋货倾销，鸦片输入，白银外流，银贵谷贱，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然经济的破产。加上贪官污吏横征暴敛，农民和其他各阶层人民更无法生存，阶级矛盾不断地尖锐化。从白莲教起义到太平天国革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但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生长和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地主阶级开明派，开始睁眼看世界，厌弃宋、元以来的程朱理学和盛极一时的乾嘉朴学，而研究“经济”之学,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并发出了改革腐朽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文学也突破了死气沉沉的局面，理论上提出了文学要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的思想，反对模拟；创作实践上要求反映现实政治社会内容，歌颂广大人民和英雄人物对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抵抗，揭露清王朝及其官僚贵族的昏庸腐朽和社会矛盾，打破了陈腐的面貌，出现了进步的文学新潮流。
这个时期，作家众多，流派竞起，文学呈现繁荣复杂的景象。首开文学新风气的是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为代表的开明派，以及张际亮、汤鹏、姚燮、贝青乔等。他们敏锐地看到清王朝内外严重的危机，积极建议改革内政，坚决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写出许多富于时代色彩和历史意义的诗文作品。张维屏、陆嵩、朱琦、林昌□等，则从不同角度写了某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后来，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王韬都曾反对或抛弃桐城派古文；王韬更以一般古文或文言文用之于报章，使古文社会化或通俗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太平天国领袖们的诗文作品，批判封建色彩浓厚的陈词滥调，提倡朴实明晓的文风，直接为革命斗争服务。这些就是这个时期进步文学的主流。
与此同时，传统诗文也出现了“宋诗运动”和桐城派中兴。“宋诗运动”继承乾隆、嘉庆间的“宋诗派”，以模拟宋诗为贵，由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倡导，重要作家有何绍基、郑珍、莫友芝等。桐城派古文在这一时期产生了梅曾亮等著名作家，形成了“中兴”的局面。而经学家阮元，提倡以《文选》为范本，实际是提倡骈文，形成与桐城派古文对立的扬州派骈文。在骈、散之间作调和态度的则有常州的李兆洛。他实际也是倾向骈文。这些诗文流派的作家和作品，就其主导倾向看，是守旧或保守的。此外，词则有“常州派”的发展。周济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的主张，有进步意义。但被誉为“倚声家老杜”的蒋春霖的词，内容则多为诬蔑太平天国革命，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没落情绪。小说主要是“狭邪小说”和“侠义公案小说”，倾向日趋堕落。
同治、光绪朝文学从19世纪60年代到同世纪末,清代同治、光绪年间，是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买办相勾结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大致从这时开始得到初步的发展。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中日战争失败后，举国悲愤，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斗争是激烈而复杂的。封建买办阶级如李鸿章卖国投降，但人民群众强烈的反帝爱国精神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同时出现了相当广泛的改良运动。一部分由官僚地主阶级转化的上层资产阶级，呼吁救亡图存，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就是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和领袖。在文学上的代表作家则是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他们自觉地使自己的文学为改良运动服务。
在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明确主张。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和谭嗣同、夏曾佑曾试作“新诗”，反映了改良派对新思想、新知识即“新学”的要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梁启超便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界革命”（《饮冰室诗话》）主张，推尊黄遵宪从理论到诗作实践已为“诗界革命”作了榜样，是推陈出新的“新派诗”。梁启超虽不以诗人自命，他自己的诗实际也是“新派诗”。他的“文界革命”主张，是适应资产阶级“开通民智”、改革语文的维新思潮而提出来的。当时已有人认为文言是“祸亡中国”之一端，“白话为维新之本”,主张“崇白话而废文言”,“报章宜改用浅说”。同时长江下游各省白话小报纷纷出现。他的散文写作也实践自己的主张,打破一切传统古文的格局,开创了“新文体”。同样的出于改良的目的，他更提倡“小说界革命”（《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强调小说对改良社会的作用,而特别重视“政治小说”,宣传政治主张、政治理想，直接为改良运动服务。他更试作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虽未完篇,但有现实意义。与此同时，梁启超和其他改良派作家也曾利用“杂剧”、“传奇”的传统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政治内容,虽不成功,但也表现着他们对戏曲改良的尝试和努力。
翻译文学的兴起，也是改良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严复、林纾是这个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们分别以各自熟练的古文翻译西方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对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和广泛的影响。
改良运动对封建文化的冲击力量是不足的。传统诗文继续发展。“宋诗运动”的发展，出现了颇有影响的“同光体”；同时出现了拟古的汉魏六朝诗派和晚唐诗派等。常州词派则朝词学的整理和研究方面发展。“桐城派”古文也出现了黎庶昌等新的作家，并对严复、林纾等翻译文有明显影响。
此外，道光年间诞生的京剧，在这一时期得到发展繁荣。它进一步吸取地方戏的精华，出现了一些有时代精神的优秀剧目，不少名演员创造了许多生动优美的艺术形象，成为一个影响深广的重要剧种，是这一时期文学成就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清末民初文学从20世纪初到五四运动前夕，清代末年到民国初期，是中国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又转为失败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中下层，毅然走革命的道路，积极进行推翻清王朝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腐朽的清王朝，成为广大人民愤恨和斗争的焦点。许多爱国青年，接着先进人物的足迹,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寻求救国真理，一时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留学热潮。清政府迫于危亡形势，也不得不向资产阶级作某些让步，实行“新政”，废八股，停科举，开办新式学堂，等等。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国内外先后产生了许多革命小团体。1905年许多革命小团体的联合，成立了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创办了机关刊物《民报》,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已走向高潮。它和改良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和斗争。革命报刊和文学期刊纷纷出现，文学团体“南社”在1909年正式成立，参加者17人，其中14人是同盟会会员，文学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更加明确，各种文学形式一时都成为革命斗争的工具，进步的文学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这一时期诗歌的突出特点和成就，是以南社为中心、以南社诗人柳亚子、高旭、陈去病、马君武、周实等为代表，慷慨高歌民族民主革命。秋瑾则是这时期最杰出的女诗人。以宣传革命思想为主题的散文，章炳麟取法魏晋古文，青年作家邹容则采取通俗化的古文。小说出现了揭露黑暗、同情革命的曾朴《孽海花》和歌颂革命的陈天华未完成作品《狮子吼》。主张一般社会改良的著名谴责小说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和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出现在这一时期。而戏剧说唱等方面，则有汪笑侬改良京剧，黄吉安改良川剧，春柳社、众化团等文明戏即话剧团体的出现，秋瑾、陈天华等用说唱形式宣传革命，以及一批有革命倾向的杂剧、传奇、乱弹等作品。
这一时期保守的传统诗文，主要在北京活动。“同光体”诗人在北京创立诗社，隐然和“南社”对立。而王国维则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倡文学脱离现实政治社会，和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同时，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失败,革命进步作家有颓唐悲观的,如“南社”苏曼殊等人。而前一时期的改良派人物如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也与前清遗老们合作起来。这些都表现着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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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五四新文学在创作上的成就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从1917年初至1919年五四运动后一段时期里发生的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变革。是一次前所未有的伟大革命。它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文学的结束，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五四”文学革命是于1917年初由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首先发难的。但是在此以前一些进步报纸刊物已经有所酝酿和鼓吹。1915年到1916年期间，李大钊在《国民之薪胆》、《厌世心与自觉心》、《〈晨钟〉之使命》等文章中，阐明了一个国家新文明的产生与新文学的勃兴之间的关系，认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据此他反对“柔靡艳丽”、腐朽没落的封建文学，希望一些觉醒的青年和哲人，能够创造出“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界之发展”。陈独秀发表了《欧洲文艺史谭》的长文，介绍西方进步的文学思潮,并在一篇通信中,针对当时封建文艺“浮华颓败之恶风”，提出了中国文艺应当抛弃“古典主义”而趋向“写实主义”的思想。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同少数学友研思辩论文学改良的问题，并于1916年底给陈独秀的信里，在批评旧文学腐败的同时，从“言文一致”的要求出发，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概念和改革旧文学的“八事”主张。这些酝酿与鼓吹实际上可以视为“五四”文学革命最初的思想萌芽。 1917年 1月，《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是“五四”文学革命发难的第一个信号。这篇文章提出，“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胡适还依据历史进化的眼光，反对旧文学言文分离的现象，主张文学语言同口语的接近，提出了白话文学应为“中国文学之正宗”的思想。接着，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一文，正式高举起文学革命军的大旗。陈独秀以激进的战斗姿态，从与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的关系上阐述了文学革命的必然性，明确提出了以反对封建文学为目标的文学革命“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三大主义”反映了反对虚伪艰涩的封建旧文学，建设现实主义的新文学的历史要求，使得文学革命的目标和任务更加明确了。陈独秀在文章中还表示,愿同国内外文学界豪杰之士一起,“不顾迂儒之毁誉”,而明目张胆地与“桐城派”、“骈体文者”、“江西诗派”等代表的“十八妖魔”宣战。陈独秀这篇富于战斗性的论文，实际上成为发难时期文学革命的纲领和宣言。《新青年》的文学革命主张反映了历史的趋势和时代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一些同道和青年的响应。钱玄同在给《新青年》编者的许多信中最早表示了“绝对赞同”的态度。他对封建旧文学的种种弊端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1917年 3月致陈独秀信中第一次把专事拟古而风行一时的骈文和散文大家们指斥为“选学妖孽”和“桐城谬种”；他还从语言文字演化的历史事实为“言文一致”的观点和白话文学应为文学之正宗的主张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等文，探讨了应用之文与文学之文的界说,对于破坏古文的迷信、建立美的白话散文,破坏诗歌旧韵、重造新韵等问题，都进行了建设性的研讨。钱玄同的《〈尝试集〉序》、傅斯年的《文学革新申议》,或从文学语言与口语分化的历史，或从文学发展新陈代谢的规律，论证了新文学代替旧文学是势在必行的。1917年8月,钱玄同还第一个提出《新青年》发表文章应“渐渐改为白话”，并表示从这时起自己一切文章通信躬身励行。这些文章和意见，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文学的堡垒，促进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在1916年到1917年这一时期里，就文学改革运动理论主张的内容和指导思想的性质来看，还是属于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发动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启蒙运动的范畴。到了1918年，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便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一批先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受到十月革命曙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逐渐转变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同一些激进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领导和骨干。文学革命的理论和主张也带上了更为鲜明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色彩。1919年初陈独秀撰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更高地举起了科学和民主这一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的旗帜，表示面对政府的压迫和社会的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的坚决态度。鲁迅在斗争中看见了新世纪的曙光,以他最勇猛热忱的战斗,成为文学革命的伟大旗手。李大钊发表了《新纪元》、《什么是新文学》等文章，不仅批判了封建主义旧文学的僵尸，也批评了刚刚萌蘖的资产阶级文学的“新毒”，深刻地论述了新文学的实质。他指出：“刚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刚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必须具备“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五四运动前后，文学革命有了新的发展。《新青年》自1918年5月第4卷第 5号起全部改用白话文。1919年1月,李大钊、蔡元培所支持的《国民》、《新潮》杂志创刊，发表了反对封建礼教、赞助新文化运动的论文和创作。《晨报》第 7版（副刊）、上海《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觉悟》（上海《民国日报》副刊）也相继改为白话刊登新文艺作品。据统计，仅1919年全国出现的白话刊物就有400余种。新文学创作成绩的出现略晚于理论的倡导。1917年2月于《新青年》2卷6号刊出胡适的8首白话诗词后，又于1918年1月《新青年》第4卷第 1期开始发表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的白话诗创作，后来鲁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参加新诗创作，以此向旧文学表示示威。1918年 5月，《新青年》发表了鲁迅的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接着又发表了《孔乙己》、《药》等，“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2]。稍后，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了《凤凰涅槃》等后来收在《女神》中的大量诗篇，也都洋溢着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和狂飙突进的时代色彩。以描写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和反抗为特征的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渴望创造新的生活的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给新文学创作带来了迥异于旧民主主义文学的崭新的特色。
三、五四时期鲁迅的主要创作成果是什么
创作成果是《狂人日记》、大量散文和小说。
1、《狂人日记》是鲁迅在五四时期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通过对狂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正常和畸形。
2、鲁迅在五四时期发表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如《论中国革命文学》、《野草》等。这些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政治局势以及人民的心理状态，具有极高的文学和思想价值。鲁迅的创作为中国的新文化、新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