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作人的美学概念是什么
周作人：散文的美学涵义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引知堂《五十自寿感怀诗》
一、“评判”之道
自从胡适之先生在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了些关于周作人及他的小品散文的好话以来①，大家都纷纷认同和感觉到了那些年散文的蓬勃发展。“五•四”以来的作家，譬如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和稍晚些的梁遇春、丰子恺，直至当代的余秋雨诸人，分明受到了不同层次读者的喜爱。散文能够发展到此种地步，的确令人欣喜。可是，当我们试图去评判、解析它们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的感觉和所好与所谓的“文学标准”的偏差是如此之巨：明明是众人所喜欢的文章，偏偏难以评析；而文选或课本里的文章，又教人乏味甚或恶心，至少也觉不到它的美妙所在！
其实，人的感觉大约总比那些无聊的“文艺标准”要真实些。因为“标准”不光无用，又往往挡了文艺发展的路。譬如许多人及作人先生自己都看好的《苍蝇》，倘以思想性而论，只可谓“格调低下”；其题材亦不觉得新鲜有趣；至于语言，虽或有些修辞技巧之类，终是不甚显了。知堂老人自己亦谓技巧即是做作，好文章只须顺从当时灵感：
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②
那么，散文的妙处，当在那些评判框架之外了！我们原先早已习惯了的文艺批评的套路，那些理解和评析作品的方式，恐怕再无力解释散文之真正的美感了；有时候，它们反倒要捣乱我们的艺术欣赏呢！所以，我们毋宁忘却它们，将它们视作“无用”。——当然，“无用”并不真的没有用处，但是将它淡化，不以此作为批评的标准，对于文学的欣赏和批判，却未始不是件好事呢！
一是材料、内容之无用。许志英先生以为周作人对于现代散文的一个重要贡献便是他“开拓了散文的取材范围”③。我想，这正是知堂老人的无视材料，才使许先生有了这般误解。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里称小品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或许岂明先生连这一点也忽略掉了。对于材料，他并不刻意搜集组织，唯信手拈来，随性而发罢了。散文本是重神轻文的，所以在材料、内容上的追新立异，反倒似初学者的习作了。记得几年前在《随笔》上刊有冰心老人的一篇小文（《断句》？）。大意是说自己每日在床上似醒非醒时分，总想起一些诗词的只言片语，想着想着，“天已开始亮了”。这正是有趣而无文的例子。
二是结构之无用。动辄以结构完备主义去欣赏文学，大抵是受了语文文法的毒害。文学既是情绪发泄之物，它并不必须完整、端庄和严肃。我们可以想象语文课堂里先生讲授一篇散文的段落划分、层次结构时学生的感受。他们一定在想，这文章究竟有什么好的，这般划来划去到底有什么用？——文章的美，往往一眼即能看出的；结构的安排或者对思想的整理有些益处，对于文艺，总是牛头不对马嘴，很不紧要的。周作人之《隅田川两岸一览》，首尾间距离颇遥，说东而道西，——然则仍不失为一篇好的散文。正是一例。
三是文体之无用。据说在西方，书信已经成为一种准文学格式④。我想，这里的“准”字应该去掉的为好。书信、日记，正同小品文、随笔一般，是极具个人化的东西，情绪在此不单自由，更是完全，所以它们应具有文学之大趣味的。即便是公告、申请、论说文体，倘加入适当的情思笔调，也无不可成为美妙的散文。周作人先生的一些文艺批评的著作，本身亦是散文中的精品。他自己也说过：
我相信批评是主观的欣赏而不是客观的检察，是抒情的论文而不是盛气的指摘。
《自己的园地》
又说：
真正的文艺批评应该是一篇文艺作品，里边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象的真象，毋宁说是自己的反应。
《文艺批评杂话》
这真该叫当今的论文作者们汗颜。现在的论文，与其说它是一篇文章，倒不如将它比作一样工业产品：虽有汗水，而终没有激情与美丽。作学问亦似进行科学研究，规规矩距的弄些归纳、整理、求证的工作。人人都想要“客观”、“公允”，殊不知这正是对文学本性的不公。我始终以为，好的文学论文，都须对门内门外汉一并适宜，这正需要它们自身的语文美，而我们现在做论文时偏偏是大大缺少了它。
二、简单与真实
我们对于文艺作品的态度，有时不免偏执。譬如“文如其人”的说法，虽然未必尽然，却总叫人有欲读其文，先知其人的冲动。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无论是“平和冲淡”也好，“在平实淡泊中透出丰腴多姿”也好，总之是优美得令人不忍释手。可是，我们忙于探讨的，竟不是它之为美的缘由，或是我们自身的审美心得，而偏偏是有关作者的生活经历、思想变异，以及所谓的“风格”的种种描述。这多少有些滑稽而且讨厌。毕竟，文艺之最原始的目的和功用，唯有娱乐。娱乐之所由尚不甚明了，搞些考证、训诂的杂活，有甚鸟用?
那么，对于周作人的散文，其之所以受大多数人的钟爱，便只须从文章自身中去寻答案了。依本人的看法，大致有两点：一是实话实说，讨好于读者；二是文中透出的传统文化气息，迎合了吾国的普遍的文艺鉴赏心理。
先言他的实话。实话之于周先生的文章，大约便是简单或自然的意思。而简单，按梁实秋的观点，正是散文的最高境界。周作人自己也以此为做文章的目的和追求：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境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中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到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
《雨天的书•序二》
他的文章，叙述的内容无所不包，即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而犹以我们日常关切之事为甚，所以备觉亲切。小品文之名“絮语体”（familiar style），大约由此而来。而文中随处可见之议论，皆作者有感而发，绝无装腔作势之嫌；他也更不曾非分地要在文中作出革命或反动的姿态。他在《雨天的书•序二》里曾云：
我平素最讨厌的是道学家（或称新式称为法利赛人），岂知这正因为自己是一个道德家的缘故。我想破坏他们的伪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实却同时非意识地想建设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来。
又《燕知草•跋》：
我常想，文学即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学及其他种种艺术或宗教，因为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这理由正是一致。
亦即是说，革命或反动（载道）的文章都是假的，并且是可憎的；因为文学的目的并不为载道。——他的这种中庸而略嫌矛盾的艺术评判方法，虽不免为“左”的主义者们所厌恶，却取悦了更多的“和平”人士。这大概是国情、人情所在罢。因而，他的“以‘欠激烈’的态度谈些‘欠激烈’的事物，正是他的小品文值得人去赞美的原因。”⑤
从另一方面讲，散文（犹指小品文）是极具个人化的东西。胡梦华在他的《表现的鉴赏》里，是这样定义小品文的：
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绘在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里面，并且还是深刻的描写着，锐利的歌奏着。所以它的特质是个人的，一切是从个人的主观发出来；和那些非个人的，客观的批评文，议论文、叙事文、写景文完全不同。……
这便是说，小品散文之妙，即是作者加入了他个人的气质。那么，气质又是什么呢？有人以为是情绪和幽默。这大致没错。但情绪之自然融于文章中，却是一件难事。无病之呻吟，或者文中不适宜的情绪流露，正是作文的不真实之处。这无论散文也罢，诗歌也罢，凡抒情性的艺术，大抵都是这个道理。我们知道英国的那位也提倡“自然”的诗人William Wordsworth，在他的《抒情歌谣》的序言中，便开宗明义道，“Poetry is the spontaneous overflow of feelings”（诗为情绪之自然流露）。周作人在《诗的效用》中也说：
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自然的成为有价值的文艺，便是他的效用。
而对于情思之真实，他在《文艺的统一》中又有另述：
个人所感到的愉快或苦闷，只要是纯真迫切的，便是普遍的感情，即使超越群众的一时感受以外，也终不损其为普遍。
从这点出发，大概我们几乎能明白周作人的散文，虽不合一时的潮流，而终能为不同年代的人所共赏的缘由。人的性情和感受，在一定意义上是普遍的、真实的，所以“文学即人学”，或许正须这般理解，亦未可知呢！李素伯在赞周作人散文美的时候亦云：
散文的美，不在乎能写出多少旁征博引的故事穿插，亦不在多少典丽的辞句，而在能把心中的情思干干净净直接了当的表现出来。散文的美，美在适当。⑥
虽然，文学的真实，还须包含语言问题。而这一点，偏为许多人所忽略。我们每日生活在语言的氛围中，只晓得它的随意、普遍和实用；殊不知文学作为语言的一门艺术，本身便有了一股贵族气味；倘再要弄出些规则、修辞之类的，一定会使它愈加远离平民。周作人原是极关切“平民文学”的，所以他便追求一种语言上的平淡无奇。他痛恨技巧，主张朴素、真实的语言：
说到文章，实在不行的很。我自己觉得处处还有技巧，这即是做作，平常反对韩愈方苞，却还是在小时候中的毒，到老年未能除尽，不会写自然本色的文章，实是一件憾事。
朴素、简单的文字并非一定不耐读。所谓的“辞不达意”的耽心，只可说明文字工夫的不够深厚。只要文中有情致有神韵，它总能教人觉得更加真实可亲。《若子的病》一文的叙述，仿佛流水记事一般，然而它的落笔清楚沉稳，竟不令人有罗嗦糊涂的感觉；又《若子的死》的写法似比前者更为简略，唯结尾处嗟吁一番。大概人之死矣，无语以言痛，此时简单反使人益发哀痛了！
同周作人相比，其他大家在“简单”方面恐皆有不及。朱自清写景状物之文，人曰“美文”；然其绚烂之描写，总叫人不敢相近；倒是他记人记事类的文章，譬如《背影》，却有些知堂老人作文的趣味。林语堂提倡幽默的小品文，而这偏偏是他的缺憾，因为语言本身并不总是幽默。再如钱钟书，文中好用比喻，不仅丰富，也确实精妙。他的学识固令人钦服；但比喻与幽默，同样的只须点缀，安排过多，或者刻意行之，反倒也贱了，于作文毕竟不是件好事。
三、文化之传统
前面谈了周作人散文之简单真实之处。现在来说说他文中透出的文化气息。有人以为周先生的散文具有“旁征博引所形成的广泛的知识性”⑦。这的确没错。不过，知识不等于文化，更不能替代文学。钱钟书之《写在人生边上》，便似有股炫弄学识的倾向，或可算作一大败笔。我们说周先生散文中的文化气息，犹指他文字中透出的审美趣味；而这种趣味，因为有了民族历史、文化的背景而最终攫取了读者的心。
首先是他的中庸。中庸是国宝，但国人对它的理解似乎一直偏颇。中庸当非指“中间路线”，更不是庸俗落伍。古文里讲，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可见它是一种文化的传统，是处世的一种哲学。大约是金庸先生不久前还说过，“科学”这东西并不难学，我们这几年不是赶上去了吗？而民族的文化积淀却是最难学的。这“文化积淀”，对吾国而言，我想主要是指“中庸”。五•四打倒孔家店，洋文化纷纷登陆，文化间的碰撞本非坏事；但批孔之士，骨子里却还是孔家的后代，这是民族的根性，殊难易移的。周作人的文字，无非将这种意识明了罢了。于是人们恍惚中，似又发现了自己的真实存在。
然后是他的“无为”。无为之说，原是孔丘李聃的专利，但后世对此颇有抒发。简单而言，无为是“因任自然”；所以须重生轻物，勿为生生之厚所累。中国的民众，不知是受教育的缘故，抑或是心理的遗传作用，总将无为视作人生之崇高的、最后的解释，所谓的“看破红尘”、“淡泊明志”都似乎能以此作番考察的。那么，周作人写文章之即兴、“跑野马”，以及他文风的“渐近自然”，当很好的迎合了国民的这一根性，致以普受欢迎了。不过，倘将“无为”的理解庸俗化，认定他思想上之毫无进取，做人上之骨气不存，这毕竟有了某某主义的批判味道，——同文学究竟不是一回事。
无为在语言上的表现，大致是不温不火，亦步亦趋。譬如刘和珍女士被枪杀，鲁迅同周作人各撰文以纪念。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语辞激烈，亢奋慨然，文字亦瘦削尖利；而周作人之《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唯述死所引起的恐惧与悲恸，辞句亦钝厚许多。这或许是副绅士的派头，总不须叫他的文字狰狞可怕。即便在《碰伤》这一事关政治的文章里，周作人亦不忍撕破脸皮的责骂政府，只道：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到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得更利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在这里，周先生心中的万般愤慨，都在不急不慢的拍奏中，化作流水了。这即是语言的无为，是大家都欢喜的一副面孔。所以在那个年月，他最能明哲保身。
除了中庸和无为这两个精神的趣味之外，周作人散文中的机智亦令人倾倒。本来小品文的写作，机智被视作一大要素。夏丏尊、刘薰宇两先生合著的《文章作法》就这样写道：
机智还可从另一方面说：就是文字有精彩的部分，和平常的部分可区别。文字坏的，或者是句句都坏；文字好的，却不是句句都好。一篇文中，有几句甚或只有一句好的，有几句平常的。在好的文字中，这好的几句的位置，常配得很适当。
这好的几句，大概是我们所熟知的“诗眼”或“警句”。这在中国的文学创作史上，实在应当算作一样传统。究其缘由，大约中国的文学作者都深谙读者心理学，知道他们往往没有耐心通览全作，——即便有，也总不能仍长久的记着它。——所以就弄出一两个文眼句眼，抖抖读者的意念，叫他们以为整篇文章都是好的了。难怪钱钟书在编《宋诗选注》时自定了一原则，曰：“有佳句而全篇太不匀称的不选。”⑧
不过，将机智简单的理解为文字的游戏，未免浅薄。我总以为中国的点题的句子，不仅简略隽永，能收拢通篇文章之情思；更是生动鲜活，常给人思想的空间与趣味。这种传统，大约欧洲是没有的。因为西方的文字，叙述总嫌罗嗦，只将读者迎入作品，却不还他应有的感悟空间。这种霸道的文风其实是最自私的，所以在语言上重心理、重修辞，以炫弄自己，取悦观众。培根之“Studies serve for delight, for ornament, and for ability（学而为乐，为弄，为能）”⑨即是它的写照。中国作文的机智，以西方修辞法去解释，殊为难事。我们看周作人的《初恋》最末一段：
我那时也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的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
这篇小文写的是作者对于少女阿三的恋慕；但所谓的爱情无非是“对于她的存在感到亲近喜悦”，待得知她的死讯，这心事也终于似“一块大石头已经放下了”。这最后的一段文字，不仅将文中人物的情感，亦同时将通篇的文气收拢；但读者的暇思却从此开始。按时髦的说法，这便是“张力”。中国好的微型小说，大概都似这般写法。
※※※※※※
以上三点，我以为是从知堂散文中最能看出的中国的文艺传统。至于他的散文总比人家的小说、戏剧更受欢迎的原因，或许便如朱自清说的，“中国文学向来大抵以散文学为正宗；散文的发达，正是顺势。”⑩
四、散文之气
不可思议的是，赞同周作人之作文法，并且同他一样的具有机智和学识的人，在当时并不鲜见；但他们的文章却并不同样的受到欢迎。文章之优劣，似有更深层次的评判方法。故周作人曰：“小品文……必须有涩味与简单味，这才耐读。”⑾丰子恺的散文，简单得天真老实；徐志摩的情书，纯真活脱，而终究教人一览无遗。这正因为少了“涩味”。——有人按了字面的意思，以为涩味原是同生活相关。这个恐怕未必。文艺的优美本不须倒腾家史以乞怜悯，否则是一定不耐看了的。散文（亦包括其他种类的文学样式）之耐看，窃以为正在文中之气：文可约，而气不可不厚。海明威言小说犹冰山也，隐在水下的却是它的本来面目，盖与此同。
谈散文之“气”——亦即周先生所谓的“涩味”，其实是从诗学的意义去考察散文的美。这种气，倘去分解零述，是可笑愚蠢的；因为作文的过程往往是合成而连贯，哪容得这般肢解？不过，为叙述的方便，不妨将它定义为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语言。前面说过，散文中语言的最高境界是真实简单，此处不复赘述。本来，语言包含了用词、用典及修辞等一系列的基本功问题，但这是初学作文时的知识；散文的美，却并不以此为目标。回顾一下中国的文学史，最优秀的作品，其语言多是大众化的东西，而且往往是当时之“白话”（譬如四大名著）。——于是这里就有了“文白之争”。文言当然是不得人心，因为它太贵族化；但白话往往因为它的过于通俗而失却了一部分美，所以要提炼、净化，才可用于作文之中。这提炼、净化过的语言，大约便是但丁所谓的“光辉的俗语”，是文学创作的理想语言。⑿五四以后的文学实践证明了用白话写作是可以成功的。但对于白话，总须不断的感悟、提炼，须探讨它的节奏、音律、词义之于文气之关系，甚或要参考外民族言文之语气，方能写出真正上品的美文来。
第二层次是笔调。散文虽是中国文学的大传统，但五四以后的小品文的写作，却是先受了外国的影响。Familiar Style原指欧洲的小品文，待传到中国，便有许多人纷纷模仿。这些文章的妙处，正在它的“familiar”上，即娓娓而谈，述说性灵情思。散文的笔调须是完整有机，于行文间透出纯真之气，这是它应有的境界。小品文如此，其他的公文尺牍书信日记，也该如此。林语堂云：“至于笔调，或平淡，或清新，或放傲，各依性灵天赋，不必勉强。惟看各篇能谈出味道来，便是佳作。味愈醇，文愈熟，愈可贵。”⒀可见笔调之于中国的散文，其实就是“味道”。
关于笔调，还必须提一下幽默。幽默（humour）的本意并非是搞笑。在希腊文中，它指的是一种液体——有性情之质的液体，故能使生活滑爽丰富。当初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文学”，许是想到这一点了的，可是，幽默的文学最终成了卖笑的文学，这未免令人深思。中国的文学，其实并不缺少幽默；虽然以放纵的笑来作标准，还稍欠欧美。中国的哲学一直以中庸为理想，在文学上亦是一致，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卖笑的文学终不长久，伤感的文学也是短命。惟有平凡而有淡趣的笔调，才可以使人民长久普遍的接受。
第三个层次是韵味。文学的各种体式，无论诗歌散文或小说，也无论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写成，我想都必须有韵，方不失它的艺术美。这韵，当包括行文的节拍、轻重与混响，亦即音乐性；也包括文字所透出来的内在节奏（inner rhythm）。周作人十分厌恶散文中有一种可诵可念的调子，而旁人也随机的附和着⒁。但我们分明可以感受到他文中独特的音乐节拍。只是因为自然不着痕迹，致以他的不肯承认。刻意、做作的在字面上作音乐，当然是不足取的，但好的文章的内在节奏，却是它的美的精华，亦是模仿不到的。张少雄先生将它定义为“诗质”。以诗质多少评判作品的优劣，倒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⒂
最后一个层次是境界。境界之说，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古已有之的，但因为它的玄虚，却没有几个人愿意作详尽的解释，只弄些比方、对照，使人感悟它的存在。后来王国维先生在他的《人间词话》里大谈境界，以为境界是文学之最高追求；他还将境界分门别类，提出“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和“不隔”的说法。这的确令人大阔眼界。但王国维所注重的文学体式乃是词，对于文章，这本小书却并不涉及。虽然，境界的说法，于诗词、小说、散文、戏剧，总是一并适用的；但境界的内容，大抵是各异其趣，换言之，对读者而言，它们的净化（katharsis）程度并不相同。⒃
那么，散文的境界，大约是上述语言、笔调、韵味之后自然而来的一种感觉。——这感觉对读者也罢，对作者也罢，仿佛是超脱文章本身的一种存在，虽或道不清，却总是实在的、美的。作文中的“得意忘形”，大概便是这种感觉。帕拉图鄙视文艺，但他以为文艺所模仿的美，应是最高之“理式”。这种理式，是“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思想语言，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⒄
当然，散文总有它的特点。我们在诗里感到的美，往往不能在散文中发现。那么，倘若“理式”的说法成立，诗与散文、小说或其他文学样式，它们通向美的路线并不相同，致使美的形式各异。
如果这样讲的话，文章之优劣，只在如何导引读者进入美的佳境。那么，文章之内容、题材；修辞之用法以及各类写作的技巧，非但显得不甚重要，在某些时候，竟或有画蛇添足之嫌了！此其一；其二，周作人先生之“平和冲淡”的风格，亦只是散文美的一种外露，它的更令读者喜欢，无非因了它比别人的散文更接近散文的真趣罢了！
这种真趣，由于汉民族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成果作背景，顿时有了“中国特色”。所以域外的散文，除了给人以启迪和新鲜感，再无法吸引读者。这恐怕不是简单的语言和文化差异的问题。我们凡人，对于“理式”的观摩往往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但真要去旅游一番，定要搭乘属于自己的船。所以文艺的美，实在需要好好的照顾读者。周作人也说过：
……所以说字义部分的通俗文法书可以当文艺作品来读，讲声与形的方面的又可以供给稍倾于理知的人去消遣，与无事闲读《几何原本》聊以自娱一样。⒅
这等于说，文章美的境界，并不是作者一个人的事，而是他与读者共同开发的。当然，这并不要求作家须看人脸色，但文学要写出人的共性，却是真实应该的。
五、结语
施塔格尔在《诗学的基本概念》里将文学体裁划分为抒情式、叙事式和情节（指戏剧）式三种。⒅关于体裁的划分，我一直以为对于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并没有实在的用处；但是对于观察文学的本性，却也不无益处。散文与诗（尤指抒情诗）都是主观上的情感流露，所以第一要紧的是它们的真实。这对于语言也罢，情思也罢，都是一样的规定。但诗的本义是放纵，散文的本义却是简单，于自然的语言中流露出真实的情趣，正是散文所要到达的目标。作文的经验往往是，费尽心思得不来，闲来随手却成文。周作人亦道：
唐宋文人也作过些性灵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认为是文章游戏，到了要做“正经”文章时便又照着规矩去做古文；……
《〈杂拌儿〉跋》
这“规矩”，其实是生活的假象，所以令人厌恶；而“游戏”，正因为它的真实有趣，反倒令人欢喜。生活之于艺术的影响，大致便是如此。这反过来也说明了散文的抒情意味。
但五四以来散文的长发，毕竟是中国自身文学的复兴。西洋文化的冲击，大多局于思想性的。撇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去谈文学，直至去创作，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即便是思想，现在仍不能说“民主和科学”的主张在中国已经成功改变了封建主义。胡适博士当年提出要全盘西化，却没有成功，也说明了中国千年文化积淀的深厚了。文学（尤其是散文）的创作，在中国既是一种传统，它只在属于中国人的文艺欣赏心理范围内发展；外国的作品或可影响，却不能改变它固有的审美趣味。
然而“审美趣味”是个究可探讨的问题。读者对于散文的美，第一感受便是它的语言和机智。但这总是表层的欣赏。对于它内在的意蕴，实在可以从“境界”来解释。境界是什么？我想它须是美的最高理想，却又似道理不清。清代王渔洋之“神韵”，所谓的“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镜花水月，空中之象”，几与此共通。
品评周作人先生的散文，第一的好处便是可以使我们深刻的了解散文。我们对于散文的欣赏与写作，常常被一些莫名其妙的框架或偏见所制约着；或许在周作人的文章里，我们会发现文学之真的意趣和享受这意趣的快活呢！
二、求周作人《娱园》赏析!
周作人《娱园》的赏析
周作人的《娱园》，说的是他十四、五岁时，在“荒废”景物之中，有一个鲜活的恋爱记忆。他所谓“初恋”的女性，据他说一共有三个。本篇中所追述的是他的第二个“情人”，即是“和我是同年同月生的”“平表姊”。
与其它两次恋爱经过相类似，都是他“单面的”——单相思。但与杭州恋杨三姑时——“连正面看她的勇气也没有”——比较起来，有了进步。当然，也不过是“仿佛无意似的拿起她的一件雪青纺绸衫穿了跳舞起来”而已，就此便自以为是“我很得意的一件事”。虽然南京的时候“写了许多感伤的话”，但“始终没有想及婚嫁”，她死了以后，连照片也不敢去拿来看。
这样一件十分平淡的事情，“但是她的影象总是隐约的留在我脑底，为我心中的火焰（Fiammetta）的余光所映照着。”
周作人写《娱园》的时候，差不多将近四十岁的年龄，他的大儿子周丰一，也已经12岁了。这样一件别人看来平淡无稽的事情，他为什么还要，怀着如此深厚的情谊，用深沉凝重的笔调去精心描述呢？本人觉得，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理解：
第一，周作人的文学，其实就是人道主义文学，反映“人的真性情”是他毕生追求的文学信念。而人在恋爱之中的“性情”，是人性升华时的一种特定状态，是“真性情”的集中体现。他写《娱园》，写多就是人在这种状态下的“真性情”。
第二，我们知道，周作人是主张“人的文学”，而在“人”中间的儿童和妇女，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最为弱小的；儿童和妇女被歧视凌辱，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他平常非常欣赏前人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嘉孺子而哀妇人”。他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翻译国外作品，而第一、二部作品的题材就是反映儿童妇女的，如《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妇女题材书名的我一时记不起来了，反正也是寄给《世界妇女杂志》的。他平生写了许许多多的妇女形象，而《娱园》中的“平表姊”，则是众多妇女形象中的一个。这些创作都是为他的“人的文学”——改造国人的思想服务的。
第三，周作人的文学创作，有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也就是他的真实性。他反对一切“诗化”“造作”，他经常反复地说：“我所写的东西唯一让我自信的，就是它的真实。”他认为，将事实“诗化”或夸大或缩小，势必要给人以先入为主的意念，因而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联想，以至于国人“虚妄”的性情。他在建国以后、十分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这样的立场，以至不惜对于鲁迅作品中的不真实的部分，也经常加以批评，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所以，周作人在本篇中，通过写自己与一个妇女的“真性情”，以事实为依据，再有其高超的艺术手法作辅助，——这样艺术与事实达到完美统一的作品，是最能够打动人心的。我们在读看这些真真切切的文字的时候，不禁会使人联想起自己少年时候的那些爱的情感吗？他的那种纯洁无暇的情感，不是感染了我们了吗？读者的心灵，不是被他的艺术与真实的“火焰”“映照着”，在感觉温暖的同时，不是也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净化了吗？反正，我是这样感觉。
这就是我本人，读《娱园》时候的体会。说得不好，抛砖引玉，并请高人赐教，为盼。2006-5-24
三、周作人散文的论文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