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诗有什么好的研究方向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诗歌依时间先后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发展时期。
沿袭期从北宋开国到宋真宗赵恒朝七八十年的时间里，宋诗基本上沿袭唐风。主要流派有以王禹偁(954～1001)为代表的白居易体(简称白体)，魏野(960～1019)、林逋(968～1028)为代表的晚唐体和杨亿(974～1020)、刘筠(970～1030)、钱惟演(977～1034)为代表的西昆体。从个人成就讲，以王禹偁为最大。他是宋代提倡向李白、杜甫、白居易学习的第一个诗人，写下不少关心民间疾苦的诗篇。就流派言，以雕章丽句、多用典故的西昆体影响为最大。11世纪初二三十年的诗坛，基本上为它所把持。
复古期宋仁宗赵祯时，欧阳修、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9～1048)等青年文学家，在反对骈文，提倡古文的同时，连带反对杨亿、刘筠片面追求偶切、不重内容的近体唱和诗风，上承宋初王禹偁关心现实的精神，主张大量创作以反映国计民生为传统的古体诗，以配合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这一时期，梅尧臣同情民间疾苦的名篇《田家语》、《汝坟贫女》，苏舜钦反映宋廷积贫积弱社会问题的《城南感怀呈永叔》、《庆州败》，欧阳修揭露官府腐败的《食糟民》，蔡襄(1012～1067)、石介(1005～1045)等人直接干预政局的《四贤一不屑》和《庆历圣德颂》等古体之作陆续问世，名重一时，朝野诗风为之一变。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独特面目，也在此时初步形成。
革新期 11世纪后半期，王安石、苏轼相继主盟诗坛，宋诗创作形成第一个高峰期。王、苏两人政治见解和诗歌主张多所不同，但锐意创新，力图建立个人风格的不倦追求则一。代表作如王安石的《明妃曲》、《乌江亭》诗，就传统题材翻出新意，充分发挥了宋诗长於议论的特点，读后耐人回味，被公认超出唐人的同类作品。苏轼则在“以诗为词”的同时，将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开了头的“以文为诗”推进到“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的地步。苏诗的超迈豪纵，触处生春，富於创新精神，其名作《百步洪》诗中一气呵成的七个联喻:“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是最好的自然写照。王、苏两人刻意求新而创作的一些小诗，如王诗《泊船瓜洲》，苏诗《题西林壁》，或以新鲜的意象示人以奇想，或以丰富的哲理发人以深思，历久而传诵不衰，也为宋诗增添了不少光彩。
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黄庭坚(1045～1105)、陈师道(1053～1101)等，并出苏轼门下，但诗风与苏氏不同。
凝定期黄庭坚作诗，有所谓“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方法，目的是“以故为新”，尚不失宋诗革新期的首创精神。后来起而效法者，以此为定式，形成在南北宋之际影响十分巨大的江西诗派，宋诗重新走上了模仿前人，只在文字技巧、声韵格律方面颠来倒去的形式主义道路。直到南渡之际，陈与义(1090～1138)等人由早期江西诗人对杜诗声律的偏爱转向学习杜甫懮国懮民的精神和苍凉沉郁的风格，在诗歌中反映出民族灾难降临之初知识分子的爱国感情，宋诗停滞不前的现象才有所改变。
中兴期南宋前期，抗敌、北伐成为诗人表现的重大主题，爱国诗的大量涌现，使宋诗在这方面成为超越前代并给后世以莫大影响的典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贡献。以陆游为代表的中兴诗人，纷纷从江西诗派的束缚下解脱出来，建立起自己的风格。陆游的“从军乐”、杨万里(1127～1206)的“诚斋体”、范成大(1126～1193)的田园诗，均能独自网开一面，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除爱国、抗战之外，农村下层民众的生活，也是他们的共同题材。诗歌语言也开始趋於通俗、自然和口语化。杨万里的“活脱”，陆游的平易，范成大的明白如话，包括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诗歌的平直质朴，均使这一时期的诗歌表现出与前几个时期以及唐诗的不同面貌。
飘零期南宋后期，再也没有出现比较重要的诗人。先后活跃在诗坛上的“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为诗宗贾岛、姚合，重新走宋初的沿袭晚唐诗风的老路，虽也写出一些清新可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宋诗也如当时的政局，已是风雨飘摇，每况愈下。直至宋末文天祥等爱国志士以血泪凝成的正气歌留名汗青，宋诗才最后迸出了一道引人注目的亮光。
关於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徵，有著深刻的时代根源。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徵。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与宋诗议论化相关的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像中的人生哲理。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於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即源於《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宋诗多流派，当与佛教宗派思想的刺激以及政治上党争纷繁的原因有关。如北宋末吕本中(1084～1145)作《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以下二十五人，后又有所谓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一如禅宗之“法嗣”传衣。列名之人均以名节自励，气味相投。至於文学观方面的不同，因而造成诗家的门户之见，壁垒森严，则与“诗话”的党同伐异有著互为因果的内在联系。
关於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活》起就存在著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像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於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宋诗选注》
《宋诗选注》是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之一。卷首之序为钱钟书先生多年潜心研究宋诗之后写成的一篇重要诗学论文。文中不仅对宋诗的历史地位及其成败得失，见解独到，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理论多所建树，而且对诗文选政颇有创见。钱先生素喜以小说家自居，故往往以小说家笔法勾勒形象、点染轶事；语虽简约，人物却活脱跳出。其论评皆警醒显豁，深入浅出，具体落实，常常别出心裁。
《宋诗选注》虽然不是文学创作，但却有着浓厚的文学性，不仅以它精辟的理论、丰富的知识吸引人，而且以它生动的语言吸引人。特别是钱先生善用比喻，因而形象生动，说理透辟，使人如读文艺散文，不但不觉枯燥，而且感到妙趣横溢，爱不释手。
整个说来，宋诗的成就在元诗、明诗之上，也超过了清诗。我们可以夸奖这个成就，但是无须夸张、夸大它。
据说古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在东宫的时候，每听到他父王在外国打胜仗的消息，就要发愁，生怕全世界都给他老子征服了，自己这样一位英雄将来没有用武之地。紧跟着伟大的诗歌创作时代而起来的诗人准有类似的感想。当然，诗歌的世界是无边无际的，不过，前人占领的疆域愈广，继承者要开拓版图，就要配备更大的人力物力，出征得愈加辽远，否则他至多是个守成之主，不能长光大前业之君。所以前代诗歌的造诣不但是传给后人的产业，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向后人挑衅，挑他们来比赛，试试他们能不能后来居上、打破记录，或者异曲同工、别开生面。假如后人没出息，接受不了这种挑衅，那末这笔遗产很容易贻祸子孙，养成贪吃懒做的膏粱纨。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也是宋人的大不幸。看了这个好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时，有了这个好榜样，他们也偷起懒来，放纵了摹仿和依赖的惰性。瞧不起宋诗的明人说它学唐诗而不像唐诗，这句话并不错，只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来惟肖而不惟妙，像唐诗而又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因此博得“瞎盛唐诗”、“赝古”、“优孟衣冠”等等绰号。宋人能够把唐人修筑的道路延长了，疏凿的河流加深了，可是不曾冒险开荒，没有去发现新天地。用宋代文学批评的术语来说，凭藉了唐诗，宋代作者在诗歌的“小结里”方面有了很多发明和成功的尝试，譬如某一个意思写得比唐人透彻，某一个字眼或句法从唐人那里来而比他们工稳，然而在“大判断”或者是艺术的整个方向上没有什么特著的转变，风格和意境虽不寄生在杜甫、韩愈、白居易或贾岛、姚合等人身上，总多多少少落在他们的势力圈里。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宋诗就可以证实这一节所讲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表示出诗歌创作里把“流”错认为“源”的危险。这个危险倾向在宋以前早有迹象，但是在宋诗里才大规模的发展，具备了明确的理论，变为普通的空气压力，以至于罩盖着后来的元、明、清诗。我们只要看六朝钟嵘的批评：“殆同书抄，”看唐代皎然的要求：“虽欲经史，而离书生”，看清代袁枚的嘲笑：“天涯有客太冷痴，误把抄书当作诗”，就明白宋诗里那种习气有多么古老的来头和多么久长的后裔。
二、南宋的国号是什么
[编辑本段]南宋历史
南宋（1127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赵构在临安（今杭州）重建宋朝，史称南宋，与金朝东沿淮水（今淮河），西以大散关为界。南宋与西夏和金朝为并存政权，相当长时间里是金王朝的藩属国。
南宋偏安于淮水以南，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及科技高度发达，但军事相对较弱的王朝之一，亦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年代。
京城在开封的北宋为金国所灭，宋钦宗的弟弟赵构逃往南方，迁都于临安，史称南宋，赵构被推举为皇帝，史称宋高宗。
南宋与金国沿淮水—大散关为界。
公元1127年，金国从开封撤军，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五月，赵构正式即位，是为宋高宗。叛臣张邦昌却以护国有功为名，被封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又继续大举南侵，于公元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南宋派出由岳飞、韩世忠、宗泽、刘光世、张浚等众多将领指挥抗金北伐，在黄河两岸曾经击溃伪齐军与金国的联军。
高宗1138年任秦桧为相，推行求和政策。秦桧削去抗金将领韩世忠的兵权，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岳云父子。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南宋在宋孝宗、宋宁宗朝时比较安定。宋宁宗以后，国势日衰。
蒙古汗国灭金，金灭亡后，南宋所面临更强大的敌人——元朝。公元1271年，蒙古建国，国号为元，并于1276年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宋恭宗，后来，南宋光复势力陆秀夫、文天祥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宋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崖山海战失败后，走投无路的南宋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陆秀夫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灭亡。
北宋末年
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宋徽宗见辽国力衰退，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大败而回。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金借口北宋收容金叛将，分兵南下，趋汴京。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汴京(今开封)，掳走两宗北去，史称“靖康之祸”，北宋灭亡。
建立
公元1127年，金国从汴京撤军，立张邦昌为楚皇帝。张邦昌在万般无奈之下以孟太后之名，下诏立赵构为帝。靖康二年（1127年）五月，赵构正式即位，重建宋王朝，是为宋高宗。叛臣张邦昌却以护国有功为名，被封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又继续大举南侵。于公元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持“正统”史观者称为“伪齐”，以加强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
宋高宗在位初期年轻力壮，有意抗金，收复河山，重用主战派，以李纲为相、宗泽镇守汴京。曾多次大败金兵，令局面稍为稳定。但是，后来高宗没有对抗金朝的决心，罢免了李纲、宗泽等人。
后来金兀术挥军南下，高宗南逃至杭州，并乘船出海避难。宋将韩世忠率八千精兵，利用黄天荡优势力挫十万金兵。金兀术历经辛苦，火烧宋军船只，才能狼狈北返。从此金人不敢轻言渡江。高宗定都于临安（今杭州）。
宋金和约之订立
宋高宗赵构，由于害怕军人战胜回朝会专横难制；而且亦担心钦宗回朝继承其死后的帝位(当时高宗因不能生育而绝后)，所以在1138年任秦桧为相，向金推行求和政策。秦桧削去首先抗金将领韩世忠的兵权。1138年宋金初次协议，南宋取回包含开封的河南、陕西之地。1140年，金朝撕毁协议，金兵分三路南侵，重占开封，宋军在许多抗金名将指挥下，取得辉煌战果。尤其是岳飞在郾城与金兵将领兀术会战，力挫金兵，乘机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与开封只有四十五里。后来，高宗听取了秦桧意见，以十二面金牌下令岳飞班师回朝，岳飞服从命令。在1142年1月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父子。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东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宋室中期状况
宋室也曾由刘光世、张浚、韩侂胄、虞允文等众多抗金将领指挥抗金北伐，在黄河两岸也曾经击溃伪齐军与金国的联军，收复淮河两岸不少失地并签订多项条约。
在1164年12月，张浚北伐失败后，签订《隆兴和议》（又名《干道和议》），张浚被杀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岁贡改为岁币，减少贡献，割让秦州及商州，维持疆界。绢贡献由二十五万减至二十万，岁币减至二十万银两。
在1206年，韩侂胄北伐，后来被金击退。在1208年，签订《嘉定和议》。两国改为伯侄关系，宋由贡献岁币及绢由二十万增至三十万，宋赔偿三百万军费。金放弃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献上韩侂胄首级。
南宋在孝宗、宁宗朝时比较安定。但是，宁宗以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
金的灭亡
公元1214年七月，南宋皇帝宋宁宗接纳真德秀的奏议，决定从此不再向金贡纳“岁币”，而此时，金已遭受蒙古的打击，被逼由燕京迁都至开封。为了扩大疆土以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纳岁币为名，出兵南侵，南宋则与蒙古联手协议击退金军，南宋可获河南作回报。
在1232年，南宋攻下金的郑州及唐州等地。金哀宗在汴京失守后逃往归德，再逃至蔡州。哀宗向宋理宗提议联手抗蒙，向理宗说明“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但即位不久的理宗在国家及民族仇恨和耻辱下，及在朝臣的建议，并没有理会哀宗要求，继续伐金。宋在公元1234年，金国蔡州被蒙宋联军攻陷，金哀宗自缢，金灭亡，南宋。蒙古族灭亡金朝后，失去金朝作为屏障，令南宋面临比金更强大的蒙古南下威胁。
灭亡
公元1235年，蒙军首次南侵，被击退。蒙军并不甘心失败，于次年九月和第三年两次南侵，其前部几乎接近长江北岸。由于宋军奋勇作战，打败蒙军，再一次挫败蒙军度江南下的企图。而后，南宋军民又在抗蒙将领孟珙、余玠等人的指挥下，多次击败蒙军，使其不得不企图绕道而行。公元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在占战合州受宋军的流矢所伤因而死于军中。其弟忽必烈正于鄂州与宋军交战，听到消息后，立即准备撤军以便夺取大汗之位，而此时南宋权臣贾似道派人与忽必烈议和，以保太平。这样忽必烈直接返回北方自立为汗。
公元1267年，忽必烈下令攻打南宋的重镇襄阳，是为襄樊之战。宋军利用汉水把资源源源不绝送入城内，才能坚守城池。守将吕文德及吕文焕坚守城池六年，贾似道派了范文虎及李庭芝援助，但两者之间不和。贾似道封锁了所有蒙古南侵消息，皇帝并不知此事。公元1271年，忽必烈在中原建国号为元。在1272年，张顺，张贵两兄弟的义兵曾血战元军。在1273年，樊城失守，襄阳城破，在宋军继续巷战，吕文焕最终投降，六年的襄阳保卫战结束。
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俘5岁的南宋皇帝恭宗。后来，南宋残余势力陆秀夫、文天祥和张世杰等人连续拥立了两个幼小的皇帝（端宗、幼主），成立小朝廷，元军对小皇帝穷追不舍，不断逃亡至南方，经过香港，端宗因病逝世，而另立幼主，逃至新会至南海一带。文天祥在海丰兵败被俘，张世杰战船沉没，走投无路的南宋残余势力终于在1279年3月19日随着崖山海战失败及陆秀夫负刚满八岁的小皇帝跳海而死而彻底灭亡，四十多年与蒙的抗衡完结。
[编辑本段]南宋皇帝谱
宋高宗赵构（1107－1187年）
（1127－1162）年在位，在位36年
高宗赵构，宋徽宗第九子。1127年即位于南京（今商丘），史称南宋，1138年迁都杭州。1162年，让位给太子，自称太上皇。死于1187年，时年81岁。
宋孝宗（1127~1194年）
（1162~1189）年在位，在位27年
孝宗赵伯宗，字永元。宋太祖七世孙，秀王的儿子。1162年即位，恢复岳飞的名誉，开始抗战，但被打败，与金国议和，史称“隆兴和议”。1189年，禅位与其子，称太上皇。1194年死，时年68岁。
宋光宗（1147~1194年）
（1189~1194）年在位，在位5年
光宗，孝宗第三子。即位时已40多岁。1194年退位，死于1200年，时年54岁。
宋宁宗赵扩（1168~1224年）
1194年即位，在位30年
宁宗赵扩，光宗第二子。1208年，与金国签定屈辱的“嘉定和议”。死于1224年，时年57岁。
宋理宗赵昀（1205~1264年）
1224年即位，在位40年
理宗赵昀，宋太祖十世孙。宁宗无子，死后杨后力理宗为帝。确立了朱熹理学的统治地位，1234年，联合蒙古灭金。昏庸无能，骄奢淫逸。在理宗之后，南宋政治日坏。死于1264年时年60岁。
宋度宗（1240~1274年）
1264年即位，在位10年
度宗赵祺，理宗侄，父赵与芮。死于1274年，时年35岁。
宋恭帝（1271~1323年）
（1274-1276）年在位，在位2年
恭帝赵显，度宗嫡子。即位时才4岁，1276年，元兵攻破临安，恭帝被俘，1288年，忽必烈强迫他到西藏出家，成为高僧。1323年，被赐死。时年53岁。
宋端宗（1269~1278年）
1276年即位，在位2年
端宗，恭帝兄，度宗庶子。在福州即位，即位后，兵败逃亡，途中病死。时年10岁。
卫王（1272~1279年）
1278年即位，在位1年
卫王赵昺，度宗第三子，兵败后，被元兵逼迫，丞相陆秀夫负卫王投海自尽。时年8岁。
[编辑本段]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5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的人口已经突破了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宋朝的灭亡，以及游牧民族对宋朝先进生产关系的毁灭性打击，使一直处于上升阶段的东方先进文明，从此逐渐转向衰弱,并最终没落于世界主流舞台之后。
南宋政权与金源政权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之类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王朝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陵川集》卷二十六《太极书院记》）。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著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归潜志》卷一）。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文学方面，南宋文学也带动北方的发展。这在小说和诗文评方面较为明显，因为小说和诗文评的政治性相对较弱，读者面较广。洪迈的《夷坚志》以鬼神怪异为主，北传时间较早，淳熙十三年（1186）章森出使金国，北方的接伴使就关心地问道，《夷志坚》“自《丁志》后，曾更续否”（《宾退录》卷八）。由此可见《夷坚志》在北方的巨大影响。在这种心理的期待下，后来便有了元好问的续作——《续夷坚志》的问世。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是南宋最重要的诗话之一，可谓是诗话的资料库。该书传入北方后，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北方最著名的《滹南诗话》与《苕溪渔隐丛话》关系就非常密切。《滹南诗话》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资料来源于《苕溪渔隐丛话》。王若虚的辨驳相当一部分是针对包括胡仔在内的南宋人而发。也就是说，南宋诗话是《滹南诗话》写作的重要背景和前提。此外，南宋的杜诗研究也在北方有较大的反响。赵次公的《杜诗证误》、无名氏的《千家注杜诗》、鲍彪的《杜诗谱论》、杜田《注杜诗补遗正谬》、徐宅《门类杜诗》等杜诗研究著作先后传入北方，直接推动了北方杜诗学的发展。元好问正是在南宋杜诗学的促进下，编纂《杜诗学》一书，率先提出杜诗学一词，从而翻开杜诗研究的新篇章。
南宋的诗歌成就很高，尤、杨、范、陆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其中范成大曾出使过北方，途中写下了著名的使金绝句七十二首，只是他的这些诗歌在北方无人论及。四大家中有直接可靠文献记载的仅有杨万里一人诗歌传入了北方。诚斋体以自然界为表现对象，独树一帜，受到李纯甫等人的喜爱。李纯甫公开称赞诚斋体“活泼剌底，人难及也”，可是在李纯甫现存诗歌中，几乎看不出丝毫诚斋体的影子，倒是在稍前的王庭筠、赵秉文诗中有一些近似诚斋体的写景之作。随着金王朝国势的日益危殆直到灭亡，轻松活泼的诚斋体越来越不适应金末的现实，注定要被人们所冷落。元好问在《又解嘲》诗中说：“诗卷亲来酒盏疏，朝吟竹隐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坡谷前头敢道无？”其中的竹隐、南湖，据钱钟书先生解释，是指南宋推崇并效仿诚斋体的诗人徐似道和张鎡。该诗意思是说，徐似道和张鎡那些新巧的诗歌在苏、黄二人面前，还值得一提吗？元好问借苏、黄二名家来弹压徐、张二人的新巧，不免有以大压小、多此一举之嫌，他也许是借弹压他们来弹压其背后声名显赫的诚斋体。在元好问的诗歌中，也没有效仿诚斋体的迹象，说明诚斋体在北方的实际影响越来越小。诚斋体之外，陆游的诗歌也很可能传入北方。清人翁方纲将陆游与元好问并列，称“天放奇葩角两雄”，但除钱钟书《谈艺录》拈出他们两句相似的诗句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直接的文献可以证明元好问读过陆诗，或受到陆诗的影响。受敌对政权的限制，政治性特别强的陆游诗歌不可能为北方文人所公开接受。总体来看，高扬爱国主义旗帜的南宋诗歌与金源的官方意识严重抵触，对北方诗歌没有产生多少直接的作用。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滹南集》卷三十七）的结论。
史学方面，南宋王称《东都事略》、胡寅《读史管见》、吕祖谦《大事记》《吕氏家塾通鉴节要》等书传入北方，其中后三种都是《通鉴》学方面的著作，可见这类著作在北方影响较大。北方蔡珪、萧贡、完颜璹等人非常喜爱《资治通鉴》，各有专长，所以南宋《通鉴》学一入北方便受到人们的关注。赵秉文为吕祖谦未能最终完成《大事记》而深感惋惜，在诗中说：“伤哉绝笔《大事记》，读经未了已亡身。”（《滏水文集》卷九《和杨尚书之美韵》）。金亡之后，北方的《通鉴》学发展很快，出现了元好问所说的“武臣宿将讲说记诵”的热门现象，随之还出现了《陆氏通鉴详节》、《集诸家通鉴节要》等《通鉴》学著作。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
[编辑本段]南宋时期名人
文天祥
朱熹
陆游
辛弃疾
岳飞
韩世忠
杨万里
刘克庄
[编辑本段]南宋帝王年表
南宋 1127年—1279年庙号谥号姓名统治时间年号
高宗受命中兴全功至德圣神武文昭仁宪孝皇帝赵构 1127年—1162年建炎 1127年—1130年
绍兴 1131年—1162年
孝宗绍统同道冠德昭功哲文神武明圣成孝皇帝赵昚 1162年—1189年隆兴 1163年—1164年
乾道 1165年—1173年
淳熙 1174年—1189年
光宗循道宪仁明功茂德温文顺武圣哲慈孝皇帝赵敦 1189年—1194年绍熙 1190年—1194年
宁宗法天备道纯德茂功仁文哲武圣睿恭孝皇帝赵扩 1194年—1224年庆元 1195年—1200年
嘉泰 1201年—1204年
开禧 1205年—1207年
嘉定 1208年—1224年
理宗建道备德大功复兴烈文仁武圣明安孝皇帝赵昀 1224年—1264年宝庆 1225年—1227年
绍定 1228年—1233年
端平 1234年—1236年
嘉熙 1237年—1240年
淳佑 1241年—1252年
宝佑 1253年—1258年
开庆 1259年
景定 1260年—1264年
度宗端文明武景孝皇帝赵禥 1264年—1274年咸淳 1265年—1274年
恭帝赵显 1274年—1276年德佑 1275年—1276年
端宗裕文昭武愍孝皇帝赵昰 1276年—1278年景炎 1276年—1278年
赵昺 1278年—1279年祥兴 1278年—1279年
[编辑本段]并存政权
西夏、金朝、吐蕃、大理国、蒙古
三、南宋的文化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巅峰时期。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
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新巅峰，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学艺术的鼎盛时期。王国维认为：“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宋词在南宋达到鼎盛，著名词人有辛弃疾、李清照、陆游等。宋诗的繁荣，宋诗在唐诗之后另辟蹊径，开拓了宋诗新境界，其影响直到清末民初。南宋话本小说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的发展已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南宋戏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戏曲艺术的成熟，为中国戏剧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宋代是中国绘画史上的鼎盛时期，标志中国中古时期绘画高峰的出现。有研究者认为：“吾国画法，至宋而始全。”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南宋是古代中国史学的繁荣时期。陈寅恪先生指出：“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著名作品有南宋史学家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伊洛渊源录》等。南宋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经世致用”的修史思想，对后代的史学家有很大的启迪和教益。
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朱子语类》卷一二三）。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中州集》卷四），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横浦集》卷四《乡党统论》）。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瓦舍，宋代勾栏兴盛一时的民间艺术演出场所“勾栏瓦舍”，是戏剧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具有独特的地位。南宋临安的瓦舍数量据各种史籍记载，共有24座，这还不包括“独勾栏瓦市”，即在瓦舍中只有一个勾栏的娱乐场所。大多数的瓦舍都有多个勾栏，每一个瓦舍中的勾栏数量不等。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记载：“惟北瓦大，有勾栏一十三座。”
另外，临安还有那种“独勾栏瓦市，稍远，于茶肆中作夜场”。每个勾栏中能容纳的人数大小不一，据《东京梦华录》卷二称，汴京“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而每个勾栏的演出是从早上一直演到晚上，从春天演到冬天，全年不歇的。
正如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中称：临安市民“深冬冷月无社火看，却于瓦市中消遣”。《东京梦华录》中称：“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可以想见，当年临安二十几个瓦舍里，约有上百个勾栏在演出，每个勾栏里有上千或数百个观众在看戏。粗算一下，当年杭州城里每天的戏剧观众可达2万至5万人，一年观众累计达700万到2000万人次。
词体由于自身性质与诗歌不同，向来被视为小道，所以相对自由一些。出身北方的辛弃疾词虽然多抗金复国之言，传回北方后，反而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辛弃疾的爱国诗词流传较广。金亡第二年，刘祁即称赞其功业文辞，后来元好问更是将辛词推崇到很高的地位，称“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应该说，辛词对元好问为首的金末词坛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元好问词之所以被认为“足以追配稼轩”，就在于它得益于稼轩词的沾溉。
在各体文学样式中，南宋散文成就较低，远不及北宋，加之北方人难以接受散文中强烈的民族情绪，所以在北方影响很小，王若虚曾提及孙觌的《谢复敷文阁待制表》，从文体的角度予以严厉批评，并据此得出“宋自过江后，文弊甚矣”的结论。
除以上几方面之外，南宋的政治制度、礼仪文化、艺术等方面对北方也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南宋与金国长期对立，南北隔绝，南北文化仅仅通过双方边界民间的榷场交易和官方互派使者等狭窄的途径进行有限的交流。由于南宋文化整体水平高于北方，故这种交流主要表现为南宋文化对北方文化的辐射，北方的理学、文学和史学等领域都受到了南宋文化的一定影响。
指南针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
南宋在医药领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